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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期缴款办法，我认为可以使得认捐数大一些。事实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五千镑。
在这些计划的序文中，我不把它们当作是我的计划，而是把它们归功于一些爱国绅士。按照我的惯例，尽可能地避免把我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公布出去。
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了二十一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察官法兰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这个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请好了，而学校我记得就在那一年（一七四九）开学了。
学员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时我们正在物色一块地位适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这时上帝忽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要稍加更改，就很可以适用。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胡飞特先生的听众们出资修建起来的大会堂。我们是这样获得这所大厦的。
我们记得这所大会堂是由许多不同教派的人出资修建起来的，所以在推选保管该项房地产的理事时，他们不许任何教派占有优势，免得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违反修建这所会堂的原意，把整所房屋拨给某一教派独用。因此他们从每一教派中推选一人为理事，就是说，圣公会一人，长老会一人，浸礼会一人，弟兄派一人，等等。如果因死亡而有空额时，由理事会就捐款人中推选一人填补之。碰巧这位弟兄派理事与其他理事不和，在他死后理事会决定不再选弟兄派的人做理事了。但是问题是在选举新理事时怎样才能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
理事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的名字，但是为了上述的理由未能通过，终于有一个理事提出我的名字，他说我仅仅是一个诚实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一下可说服了其他理事，使他们推选了我。当年修建会堂时的那股热情老早就烟消云散了，理事会无法觅得新的捐款来付偿地租和其他与会堂有关的债务，因此感到十分为难。现在我是两个理事会的理事了，是会堂的理事，也是学院的理事，因此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两方面商谈，最后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项协议，会堂理事会把会堂让渡给学院理事会，后者承担付偿债务的责任，应允遵照修建该堂的原意永远在会堂里划出一大间听任传教士们的不时之需，并开办一所免费教育清寒子弟的学校。于是双方订了合同，学院理事会付清了债以后，就接管了房产。我们把这高大的会堂分成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房间作为讲堂。我们另外又买了一些地，整个场所不久就符合我们的需要了。学员们就搬进了这所大楼。所有跟工人订合同、采购物资和监督工程等工作都落在我的肩上，但是我倒还是很乐意地担任这些工作的，特别是因为它们并不妨害我自己的业务，因为一年前我已经跟一个十分能干、勤勉和诚实的伙友大卫·荷尔先生合了伙。他以前替我做了四年工，所以我很了解他的性格。他负担了管理印刷铺的一切工作，使我得以脱身，他按时付给我应得的红利。这一合伙维持了十八年之久，对双方都大有裨益。
过了一些时候，学院理事会向州长领得了一张执照，组成了一个社团，从英国寄来了捐款，地主们也捐献了土地，所以理事会的基金增加了，州议会迄今为止也捐了不少。现今的费列得尔费亚大学就这样成立了。我从开始一直是理事之一，迄今快四十年了。我看到许多青年在大学里受了教育后，因他们的卓越才能著称于世，在社会上成了有用之材，为国增光，我感到莫大的快慰。
如上所述，我摆脱了私人的业务经营，当时我自以为我已经获得一笔足够的财产，虽然数目很有限，但是已经能够使我在未来的一生中获得空闲时间从事哲理的探讨，欢度晚年。我购买了斯宾斯博士的全部仪器，他是从英国到美洲来讲学的。我很快地着手做电学试验。但是现在社会上以为我是一个有闲阶级了，就抓住我来为他们服务，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几乎同时地要我效劳。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为市参议员；全体人民又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后面的那个职位特别使我乐意，因为我对于枯坐一旁听别人辩论，终于感到厌倦了。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不能参加辩论，而这些辩论又是如此枯燥无味，我不得不在纸上画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任何东西以自娱解闷。同时我认为当了州议员，我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绝不是说我对这一切荣誉无动于衷，我当然感到很光荣，因为考虑到我出身的低微，这些地位对我是十分了不起的，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一种自发的称赞，完全不是我自己钻营得来的光荣。
第37节：公益事业的发起人
治安推事的职务我稍稍做了一点。我出了几次庭，我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治安推事的工作，像我这样一点对于习惯法的肤浅知识是不够的，因此我逐渐地避开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议员的更重要的任务；我每年当选州议员，连续达十年之久，我从不曾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我当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第二年，我们要与印第安人在卡来儿谈判了，州长送了个咨文给州议会，建议州议会从议员中指定几位议员，和参事会中的一部分参事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州议会指定了我和州议会议长（诺利斯先生），我们就奉命到卡来儿去，因此会见了印第安人。
因为印第安人十分好酒，当喝醉了酒时，他们就变得十分爱吵闹，无法无天，不守秩序，所以我们严格地禁止把任何酒类卖给他们。当他们为了禁酒而抱怨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在谈判期间不喝酒，在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给他们大量甜酒。他们答应了，他们也守了约，因为他们买不到酒。谈判进行得很安静，结果也使得双方满意。谈判结束后，他们要甜酒，我们就给了他们。这是在下午。他们男的女的和小孩一共约有一百人，住在城外临时性的木屋里，木屋排成一个四方形。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们中间人声嘈杂，委员们就跑到城外去看个究竟。我们看见在四方形的中央是一个大篝火，他们男男女女全喝得酩酊大醉，互相争吵着殴打着。在阴暗的篝火的火光之下隐约地看出他们半裸体的淡黑色的身躯，互相追逐着，拿着火把互相殴打着，口中发出可怕的喊叫声。这种情景极似我们想象中的地狱。喧嚣经久不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寓所去了。在午夜的时候，几个印第安人跑来打雷一样地敲我们寓所的门，要求更多的甜酒，我们没有理睬他们。
第二天，他们发觉他们错了，他们不该打搅我们，所以派了他们的三个酋长来道歉。发言人承认了错误，但是把错误推到甜酒身上，接着他就设法宽宥甜酒，他说：“创造万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种东西有某一用途，不管这用途是什么，那东西就应当按着这用途来使用。当神创造甜酒时，神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是呀！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生番，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看来很可能甜酒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它已经消灭了所有以前居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了。
在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个好友汤麦斯·庞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用意十分良好的计划，有人说这计划是我的，但是最初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本州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个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个建议在美洲尚属创举，起初人们还不很了解它，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要实现一个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他说：“因为我去向人募捐，人们常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谈过没有？富兰克林怎么说？’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以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解答使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诚地计划向别人募捐。但是在向人募捐之前，我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