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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军人要有一双结实有力的飞毛腿，为了能及时逃跑。”
“您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这样的话不害怕吗？”
“可您不知道我的姓名…”
“要弄清姓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您有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
“是吗？见鬼，我一直以为我的脸是最标准的。现在这些都无所谓了，等您写好材料去告我的密，等他们找到第二个证人，时间就早已过去——一切都将完蛋。把我们置于被告席上的将是另一些人，而不是这些人。而且首先是审判你们，外交官。”
“杀人放火的是你们，毁灭一切的是你们，而审判的却是——我们？”
“我们是执行命令。烧杀的是武装党卫队。我们——打仗。”
“怎么，您发明了一种特殊方法；打仗可以不放火、不死人？”
“战争反正是必要的。当然不是这种愚蠢的战争，一个外行人指挥的战争。他认定，可以凭灵感打仗。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们大家需要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爱伟大的德国，而我们所有人想的，只是怎样把德国出卖给布尔什维克和美国人。”
“干杯……”
“干！国家好比人。静止使它们停滞不前。国界扼杀它们。它们需要运动——这是公理。运动——就是战争。如果你们这些可恶的外交官再把事情搅乱，就把你们统统消灭，一个不剩！”
“我们也是执行命令。我们和你们也同样是士兵…元首的士兵。”
“得了，您别装了。‘元首的士兵’”，他学着施蒂尔里茨的腔调挪榆道，“一个偷了将军靴子的低级军官……”
“将军，跟您谈话我感到恐惧…”
“别撒谎。现在整个德国说得跟我一样……或起码是这么想的。”
“那希特勒青年队的孩子兵呢？当他们冲向俄国坦克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吗？他们喊着‘希特勒万岁’去死－－”
“狂热永远不会带来最后的胜利。狂热者可以获得胜利——那只是在最初阶段。他们永远不可能保住胜利，因为他们的狂热不会持久，他们会感到厌倦。干！”
“干杯……您为什么不发动您自己的那个师呢…”
“是军…”
“那就更好了。那您为什么不带着自己一军人马去投降当俘虏呢？”
“可是家呢？司令部里的狂热者们呢？还有那些相信神话般的胜利，觉得打仗要比向盟国阵营投降容易得多的胆小鬼们呢？！”
“您可以下命令。”
“下命令是要人们去牺牲。要人们为了生存去投降敌人这样的命令还从未有过。我还没有学会写这样的命令。”
“如果您接到这种命令呢？”
“谁的命令？是那个神经衰弱的患者？他拖着我们大家一起跟他走进坟墓。”
“如果命令是凯特尔下的呢？”
“他的脑袋好比屁股。他是秘书，不是军人。”
“好吧……要是在意大利您的总司令…”
“凯塞林？”
“对。”
“他不会发布这样的命令。”
“为什么？”
“他是在司令部受到戈林的栽培。在领袖人物手下工作的人必然丧失主动性。他可以变得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但没有独立作出决定的能力。在下决心迈出这一步之前，他一定会急不可耐地去找疣猪。”
“找谁？”
“疣猪，”将军执拗地重复了一遍，“找戈林。”
“您确信在没有得到戈林准许的情况下不可能说服凯塞林采取这样的行动吗？”
“要不是深信不疑的话，我就不这么说了。”
“您对前途失去了信心？”
“我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即将灭亡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所有人，大家一起…请您相信，当大家一起去死的时候，这并不可怕。我们的失败将是毁灭性的，对这场战争失败的记忆在今后世世代代不幸的德国人心中将引起伤痛……”
在边境车站施蒂尔里茨走出车厢。将军从他身旁走过时，垂下眼睛，举手向他致党的敬礼。
“希特勒万岁！”他扬声说了一句致意词。
“希特勒万岁，”施蒂尔里茨回礼时说，“祝您走运。彻底粉碎敌人。”
将军惶恐不安地瞧了施蒂尔里茨一眼：看来，他昨天喝得酩酊大醉，酒后失言了。
“谢谢，”他的声音和刚才一样大，想必是为了让列车员听见他说的话，“我们要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全军覆没。”
“这我不怀疑，”施蒂尔里茨应和着回了一句，便沿着站台慢步走去。
在两节车厢里只剩下瑞典教授一人，他离开德国到安祥宁静、自由独立的瑞士去，施蒂尔里茨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直到边境和海关检查结束。火车徐徐开动，施蒂尔里茨久久地目送着紧贴在窗口的瑞典教授。
这个瑞典人就是普莱施涅尔教授。他带着给莫斯科的密码情报到伯尔尼：
汇报已完成的工作，施伦堡布置的任务，和鲍曼的接触以及凯特的暴露。在这份汇报中施蒂尔里茨请求派来通讯联络人员，并谈到他能与来人取得联系的时间、地点、方式。施蒂尔里茨同时要求普莱施涅尔熟记发往斯德哥尔摩的电报副文。电报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收到这份电报的人一定会刻不容缓地转发到 莫斯科的情报中心。
情报中心收到的电文内容将是：
希姆莱通过沃尔夫在伯尔尼和杜勒斯开始谈判。
尤斯塔斯
火车开走后，施蒂尔里茨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接着到当地的边防站要车，以便驱车到遥远的山中哨所；不久牧师施拉格将在这儿“非法”越境潜入瑞士。
第四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杜勒斯）
施伦堡安插在杜勒斯身边工作的女间谍报告说：梵蒂冈驻瑞士代表机构的神甫诺雷利曾来拜访过她“监护的主人”。这两个精明人之间的谈话几乎一字不漏地全部录了下来。
“世界诅咒希特勒，”杜勒斯抽着烟斗说道，“倒不是因为马伊达内克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化炉，也不是由于他反犹太主义的僵硬政策…俄国在整个历史上，甚至在卓有成效的民主改革后的时期，也从未像这次战争期间那样得到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建立起大批工厂并投人生产。希特勒使俄国和美国互相拥抱。俄国人将利用德国的战争赔款——斯大林指望从德国得到二百亿美元——恢复西部各地区被破坏的工业，从而使其工业潜力增加一倍。到那时俄国的威力和进攻力量将在欧洲占据首位。”
“这是否说，”神甫问道，“没有出路了？这是否意味着过五六年后布尔什维克会强迫我为至圣斯大林做弥撒？”
“怎么对您说呢……一般来讲，他们当然会这么做。要是我们的态度像羊羔一样温顺，他们会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要把希望寄托在发展俄国的民族主义上，那样他们也许会四分五裂…但不能轻举妄动，这将事与愿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以前斯大林在乌克兰拥有冶金工业。而在东部地区却几乎没有，并且只有乌克兰供应全国麦子的话，那如今一切都变了。存在于人民中的某些集团的利益历来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基础，这些集团和事业，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和生产有联系。要是我独自生产某种产品，我有一种心情，可一旦出现竞争者，我便会产生另一种心情。在我们制度的条件下竞争带来的是生机。而在斯大林制度的条件下竞争只会使人们受到伤害。派遣破坏者到未来的俄国去炸毁工厂的想法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不过要是我们的宣传能准确无误而又论据充分地向俄国各民族证明，他们每一个民族都能独立生存，并只使用自己的语言，这将是我们的胜利，对付这样的胜利俄国人将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我在梵蒂冈的朋友们认为。经过这几年战争俄国人无论在行动，还是在思想方面都学会了灵活性。”
“您要知道．”杜勒斯装满烟斗后说，“现在我在读许多俄国作家的作品：普希金、萨尔蒂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责备自己不会他们的语言。俄国文学看来是最令人惊叹的，我指的是他们十九世纪的文学。我得出一个结论，俄国人性格的特征是，宁肯经常回顾以往的理想典范，而不去为建立未来的模式冒风险。我想象i他们会决定指靠俄国的农业阶级，期望土地会‘治愈一切创伤’和
团结一切力量。那样他们将和时代要求相悻，发生冲突，因而走投无路。技术发展的水平是不允许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