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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戈林决定意大利之行结束后立即到柏林，和我们会面。施佩尔在此之前要和元首进行一次谈话。我也要谈。人员任命的问题晚些时候我们再决定。
1943年3月9日。来到文尼察与施佩尔见面。他说元首身体很好，只是由于德国屡遭轰炸对戈林很恼火。元首接见了我，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感到十分荣幸。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敌人空袭柏林的情况，他一边注意地听我讲，一边又不断地痛骂戈林。元首从戈林又谈到陆军将军们。他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他信得过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指挥陆军。
1943年3月12日。我下令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英国向德国人民提出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书。这会使德国人大为震惊。和里宾特洛甫争吵了两个小时，因为他要求把法国视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求不要把党的宣传波及法国。谢天谢地，戈林又时常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了。要加强他的威望。
1943年4月12日。乘飞机去参加戈林召开的讨论领导危机问题的会议。我和丰克刚到弗列拉辛格，我就发病了。我请来了莫勒尔教授，他劝阻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沙克尔和施佩尔唇枪舌剑，争吵不休。
1943年4月20日。游行庆祝元首五十四岁大寿。莱伊来访，讲了上萨尔斯堡会议的情况。他不喜欢会场的气氛。他不相信戈林能够成为帝国国务领导人，因为空军的状况和敌机的轰炸已使他名誉扫地。我与戈林的关系重归于好，元首对此感到欣慰。他认为党的权威人士能够以祖国利益为重，团结一致，这对他和党都是有利的。施佩尔来了，他认为戈林已经疲乏了，而沙克尔患了妄想在病。席腊赫，正如元首所说，受了维也纳反动分子的影响，所以在发言中总是攻击总体战争的思想……
施蒂尔里茨把画着戈林和戈培尔像的两张纸团揉成一团，在烛焰上燃着，扔进了壁炉。用铁火钩拨弄了几下，又回到桌旁，点上支香烟，抽了起来。
“戈培尔明显地在挑拨戈林。而在日记中写的是给他自己以及后代人看的，真是太狡猾了。结果全都暴露无遗。他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这件事他干得并不十分高明。不过很明显，在这件事上再一次体现出他对元首的爱戴。他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半路上发病，没有去上萨尔斯堡开会，而这次会议的宗旨主题正是他授意给戈林的。他会不会趁此机会和希姆莱进行过密谈呢？”
施蒂尔里茨把另两张画着希姆莱和鲍曼的纸挪到面前。
“我排除了戈林和戈培尔。很明显，戈林本来有可能去谈判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失宠，他谁也不相信，在政治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而戈培尔呢？不，他决不会去谈判的。他是个信仰狂，他会顽固到底的。那就是说是希姆莱和鲍曼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这个宝押在谁身上呢？希姆莱？很明显，他是没有可能去谈判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名声很坏，是千人骂万人恨的……是的，押在希姆莱身上……”
就在这时候，面孔消瘦，脸色苍白的戈林离开了元首大本营地下室，正驱车返回自己卡林霍尔公馆。这天早上他乘车去前线视察，去的正是俄国坦克突围的地方。从那里他直接赶去见元首。
“前线毫无组织性，”他说，“一片混乱。士兵的眼晴是那样茫然呆滞。我亲眼见过喝得醉醺醺的军官。军队被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像一群被围猎的野兽…我认为……”
希特勒半闭双眼听他讲着，右手轻轻地扶着不停颤抖的左手。
“我认为…”戈林重复了一句。
但是希特勒没让他说下去。他吃力地站起身来，睁圆了通红的双眼，十分轻蔑地抽动了一下小胡子。
“我禁止你今后再去前线！”他说话声音依然是铿锵有力。“我禁止你散布惊慌失措的情绪！”
“这不是惊慌失措，而是事实，”戈林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元首面前辩驳，话一出口他立刻感觉到四肢发凉，“这是事实，我的元首，我有责任向您讲出这一事实！”
“你住嘴！戈林，你最好还是管管空军去吧！不要干预那些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有先见之明和力量的人才能做的事。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不是你能干得了的事。我禁止你再去前线，从现在起永远不许去。”
戈林被压倒，被击溃了，他的脊背似乎感到希特勒的副官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正在他的身后窃笑。
他回到卡林霍尔时，空军司令部的军官们正在等他，因为离开元首大本营地下室的时候他就命令自己的人集合开会。但是会议没有开成：他的副官报告说，帝国党卫队司令希姆莱要见戈林。
“他希望和您单独谈谈，”副官意味深长地说道，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说话才使他的工作在众人的眼里显得神秘莫测。
戈林在自己的图书室接见了党卫队司令。希姆莱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笑容可掬，镇静自若。他坐到一张圈椅上，摘下眼镜，用 皮擦了好久镜片，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元首再也不能做国家领袖了。”
“那怎么办呢？”戈林还没有真正领会党卫队头子的话有多么可怕，就无意识地问道。
“地下室里本来就有党卫队的军队，”希姆莱仍然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继续说着，“不过，归根到底，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是元首的方寸已乱，现在他再也不能采取任何决策了。我们有责任向人民说明一切。”
戈林看了一眼放在希姆莱膝上的黑色厚文件夹，他想起1944年有一次他妻子和一位女友通电话时说：“你最好到我们这儿来一趟，在电话里说有危险，有人窃听我们的电话。”戈林记得，当时他用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示意妻子：“别这么说，这太不理智了。”现在他看着这黑色的文件夹，心里想，这里面说不定装着窃听器，过两小时后，谈话内容就会放给元首听。到那时就要完蛋了。
“他随便讲什么都可以，”戈林心里想，“挑拨离间分子的祖师爷决不会是个正直的人。他已经知道了今天我在元首大本营地下室受辱丢脸的事。他来这里是要把这盘棋下完。”
希姆莱也明白“纳粹第二号人物”在想些什么。所以他叹了一口气，下决心帮戈林解开疑团。他说：
“您是元首的继承人，自然您是总统。那么，我就是总理。”
希姆莱心里明白，德国人不会跟他这个党卫队领袖的。需要有一个人物作掩饰。
戈林还是那样无意识地回答说：“这不可能…”他停了片刻，然后压低声音补充说（他估计即使黑文件夹里藏着窃听器，也录不下这低声细语）：“这不可能。总统和总理应该是一个人。”
希姆莱微微一笑，沉默了片刻，突然像踩了弹簧似地站起来，和戈林互相行了个纳粹党礼就悄悄地离开了戈林的图书室……
第四节 1945年2月15日23时54分
施蒂尔里茨从办公室出来，下楼来到车库。敌机还在轰炸，不过现在是在佐辛区，至少他是这样感觉的。施蒂尔里茨打开了车库大门，上了汽车，在驾驶盘前坐好，按电门打着了火。“霍里赫”车的发动机呼噜呼噜地响起来，响声平稳而有力。
“走吧，我的小车。”他用俄语想道，顺手打开了收音机。正在播送轻音乐。空袭的时候电台总是播放轻松愉快的歌曲。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每当前线进行激战，或敌机猛烈轰炸的时候，电台就播放轻松愉快，幽默逗笑的节目。“好了，咱们走吧，我的小车。咱们快走，可别碰上炸弹。静止不动的目标是最容易中弹的。如果我们以每小时七十公里的速度行驶，那么中弹的可能性就减小为七十分之一了……”
他的两个无线电报务员埃尔温和凯特住在施普雷河岸边的克别尼克。这时埃尔温和凯特都已睡下了。最近他们
睡得很早，因为凯特快临产了。
“你真漂亮，”施蒂尔里茨说，“你就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在怀孕期间变得令人倾倒的女人。”
“妊娠可以使任何一个女人变得漂亮好看，”凯特回答说，“只不过你没有机会去觉察罢了。”
“没有机会，”施蒂尔里茨苦笑了一下，“这点你说得很对。”
“给你煮点咖啡加牛奶吗？”凯特问。
“哪儿来的牛奶？我忘记带点牛奶来了－－真见鬼－－”
“是我用衣服换来的，”埃尔温回答说，“多少也得给她点牛奶吃呀。”
施蒂尔里茨抚摸了一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