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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复杂，一碗豆腐脑，一场戏，一杯酒，都会是快乐源泉。在书中，他不厌其烦地写到了食物和吃喝，但都洋溢着生活的情趣。2、劳动的美感，这是廷武先生一贯的审美思想，他在赞美自然的时候，时常很自然地讴歌劳动者的美。有一首歌唱道：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听吆喝》里的许富的幸福则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赌徒许富原先沉迷于赌博，因为一次巨大数额（六百吊在白马镇人那里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了）的赌博，被父亲砍了手，但并没有能悔改，但是在娶了媳妇姚莲花之后，居然放弃了赌博，而专心致志地和媳妇姚莲花一起磨豆腐做豆腐脑，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享受中。当白马镇人听到许富接替父亲许民生在街上吆喝卖豆腐脑的时候，一个浪荡子被生活拯救了。3、被女人关爱着的快乐。廷武先生笔下出现的女性很少不善良贤惠，很少不温柔可爱，像前面说的许富，原先赌的快乐高于一切，乃至于置生命（身体）而不顾，但姚莲花的爱居然让他找到了真正的幸福。这是很有意味的故事。
白马镇的生活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它保存着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看到，或许由于物质的匮乏，或许由于科技的落后，白马镇上的人的生存要求更多地体现在顺其自然的层面上，因而呈现出浓烈的古风。像许富赢了六百吊不义之财，父亲许民生反倒如临大敌，退了钱，还砍了儿子的手。在今天看来，许富嬴钱也就类似炒股票赚了一样，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白马镇上的人更相信劳动所得，磨豆腐和赌博形成的对比，也是好心情和坏心情的差别。廷武先生在不动声色地批判了惟利是图的金钱至上的铜臭人生，对亲情、乡情、爱情给予无条件的冷抒情（不赞美的赞美）的描绘。
“蔬果新雅好，酒肉旧狂风”，胡廷武的两句诗是他文章精神的最好写照。喜好新鲜的蔬菜水果，旧朋老友在一起畅饮，更是人生的真大的快乐。好心情的丧失在于幸福观的变异，没有正确的幸福观，哪里会有好心情呢？
三、文体与人
《九听》最初在《十月》上连载时，就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议论，因为《十月》的专栏基本是散文，但《九听》又被很多的读者和评论家看作是小说。在成书出版时，编者又有意思地当作系列组合长篇小说做。有意思！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对体裁而言基本流行的是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分法，作家在写作时也是照谱而做。而胡廷武自己也说不清楚写的什么东西，他说，我只是自由地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和观念，在行文上常常自以为是，觉得怎样表达清楚一些，美一些，就怎么写。
这与苏东坡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苏轼认为优秀的文章，“常行于不可不行，止于不可不止”，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不可局限于某种框框条条的制约，更不能概念先行，削足适履。当代著名，的文体家汪曾祺也认为文章当如行云流水，要像树那样自然生长。从《九听》的创作实践来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对文体的超越。他在写作之初，是有意识地按照散文的格局进行写作，但白马镇的丰富生活和白马人的丰富情感，已经撑破了原先的格局和框架，光“听”其实是包涵不了作家记忆中的人生体验，心中的美好情素。胡廷武没有被文体的框架所束缚，他按照生活和情感自然流动的轨迹去营造他的艺术世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太熟悉了，白马镇的生活太让他难以割舍了，他在写作时，已经不是他在写白马镇，而是白马镇在写他，他在按照生活的逻辑形态在创作，而不是依照僵硬的文体去描红。因而，《九听》在文风上一气呵成，血脉相连，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是自然生长的植物。
文体与作品的关系有点像衣服和人的关系，人穿衣服，犹如生活需要好的外在形态来表现一样，合适的衣服为人增加光彩，不合适酌衣服只能扭曲人的形体和形象。不能让生活去迁就文体，但为生活定制一件合适的衣服并不是人人可为的，功力深厚的作家在于能够找到合适的表现形态。《九听》又是怎样的形态呢？《九听》能够在散文和小说之间如鱼得水，在于它抓住了白马镇这么一个独特的形象用力去塑造，《九听》的人物众多，作家并没有去按照小说的方式去提炼，而是依照生活自身的形态信笔写来，但这些人物整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形象——白马镇。“白马镇坐落在一个山窝里，一两千户人家，街道主要是两条，一条在山脊上，另一条在山沟里，我想若从天上看下来，这两条街道一定像两条大鱼，浮游在宇亩之间，沿山脊和山沟伸沿的房屋，就是它们长长的背鳍。”白马镇上的舅男女女，单个看或许不足以与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典型人物相提并论，但白马镇的形象的独特和丰富和那些小说相比，却毫不逊色，这个滇南小镇有可能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棋笔下的高邮渐渐为人所知。比如我吧，在看完前面“九听”之盾，就想到那个叫白马的小镇住上几天，听听那些美丽而又快要消失了的“当年的语声”。
泛娱乐化时代
■ 丁国强
在当下这个媒体时代，娱乐已经成为一种霸权。娱乐不仅是躯体的欲望，也是一种精神表演。娱乐是一种表面化的生活方式，与灵魂相隔，与梦想无关，更无法解决精神困境的种种问题。娱乐是乌合之众制造的文化假相。在物欲的积压和时尚的追逐下，娱乐无疑是一种商业阴谋。在商业竞争激烈、社会分层加剧、人的命运愈加捉摸不定的今天，娱乐成为市场语境中的一种精神寄托。当然，这里所说的娱乐是泛化的，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不仅仅体现在酒吧、舞厅、演唱会等物化标志上。娱乐不是一种生存状态的真实，而只是一种叙事，一种泛滥于广告、报刊、电视等媒体上的话语方式。白领、小资的形象、趣味以一种无形的方式蔓延开来，足以遮蔽底层的艰难和弱势群体的困顿。当下的娱乐是复制的、模式化的，是非自我化的。在这个躁动的社会，娱乐的审美性质被物欲的膨胀大大冲淡。娱乐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意识形态，在金钱神话的驱动下制造着一种虚假的生活。娱乐是无意义的，纯粹是为了娱乐而娱乐。娱乐化时代的幸福生活是一种想象或谎言，通过华丽的修辞给人以虚幻的满足。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惊呼：“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娱乐至死，决不是一种自我选择，而是被控制、被操作的结果。在消费主义原则的支配下，娱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尽管这种娱乐不过是一种难以兑现的生活允诺，但是商业社会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的动机、态度。
娱乐是一种资本行为。吃、喝、玩等等无不打着消费拜物教的痕迹。娱乐实质是在商业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所制造的一场幻觉而已。各种明星轮番上阵，文化快餐一道接着一道，刺激着大众的感官，给予他们莫名的快感。密不透风的的娱乐氛围是媒体霸权的一种载体，它包围着人的身体，消解着人对意义的探求，麦当劳的诱惑和小资情调的蔓延是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无论是都市贵族，还是郊区贫民都卷人这场虚伪的游戏之中。欲望越膨胀，娱乐越疯狂。电视不但压迫着大众的视觉，而且也影响着大众的精神气质。行色匆匆的男男女女，居然会在同一个时间段观看着同样庸俗的电视节目。这种一致性是何等惊人。娱乐瓦解了大众的自我记忆。用娱乐的方式造梦是物质时代的乌托邦技巧。这种娱乐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个人的真实选择，而是一种群体性想象。
博得大众一笑成为流行文化的共同追求。在这一目的的照耀下，艺术成了杂耍，文学成了调侃，无厘头大行其道，搞笑术直截了当。当下资源不够用，就戏说“皇阿玛”，或者演绎“红色经典”；本土的资源不够用了，就“哈韩”、“哈日”，靠仿效别人来尽情自娱。“快乐大阵营”、“欢乐总动员”、“开心词典”、“幸运6＋1”之类的娱乐节目充斥电视频道，嘉宾奇形怪状，主持人哇哇乱叫。谁在不知疲倦地生产快乐？是媒体，是看不见的商业之手。但是，在媒体设计的“互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