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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还对我们这些“拿了执照的。”学者颇有微词，自称“皇上不急太监急”，“无知者无畏”，“准备做烈士”等等。我由于“流放”国外已逾半个世纪，国内情况已有疏离感，但仍然在《吃垮中国》中看到“中国文化深层结构”这个千年魔怪而今又舞翩跹。随着经济的发展，群魔乱舞换了新的“场景”，但后果则更堪虞了。
我的书成于二十多年前，根据的印象是海外华人，尤其是在北美的港台留学生。留学生的生计还是比较拮据的，没有条件过李波笔下的当代中国人那种糜费的饮食生活，虽不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但他们“人格成长的危机”是泛中国化的。
首先，这些人对外界毫无好奇心。本来，任何国家有机会出国者就不多，很庆幸能处身新环境，人格内容应该翻新才对。在美国那样的国度，同年龄的人也会争取私生活，到了周末会从事约会异性一类活动；来自其他国家（拉美、非洲或中东）的留学生亦会入乡随俗，惟独老中们却是伙了一大群同胞，轮流到对方的家里包饺子，围炉共嚼。他们的生活和社交圈子似乎早被饮食习惯所决定。其他人士无法融入这个“以吃为纲”的群，遂沦入“视之不见名曰夷”的范畴。
这种“为腹不为目”的人格无魅力可言。这些留学生不同于李波笔下吃得天昏地暗、萎靡度日的国内人士，多半很能干、办事也颇有效率，有的人甚至拿到两个学位，但人格组织以“吃”为中心则如出一辙。有的人祖‘优将来在美国小城镇找到教职，连购买一瓶中国酱油都必须开车一八个小时，到时麻烦就大了！有的人移民加拿大，挑选移居地的准则是该地中国餐馆是否够水平。也有人凡旅游至一地，一下飞机就先找上佳的中餐馆，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至于该地的名胜古迹，不论来过多少次；一概不知、不闻、不问。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我造了一连串名词来形容这种人格：口腔化、身体化、母胎化、儿童化、人情化、老年化、非性化、太监化，等等。当时用结构主义把这些特色整理出一个条理：中国人的个体是“身”，它缺乏内在动态开展过程、成长阶段不明朗、特多人生早期的遗留，呈现严重的“口腔化”和“母胎化”倾向，在比较落后的国内，这样的个体连身体动作和排泄物都无法自控，而必待外力他制他律，这个必须由“二人”母体镇止的儿童化个体，亦得由这个外力推动，因此，这个不成熟的“一人之身”也会透过“二人”之人情化媒介提前老年化，未让青春期呈现高峰而及早步上“安身”之途，此倾向之心理基础或许仍不脱母胎化本色，但其外铄的渠道则是高度成熟的人伦关系。（当时是把中国式的人格比拟“亚细亚生产方式”，亦即是用还未清算掉原始公社的残余就进入历史时期比拟还未摆脱人生早期就进入成人阶段）总的来说，中国人个体的存在是形而下的“身”，而超越此“身”的精神活动则是“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心其实也是肉做的，但既然超越了个体，就达到集体和大体的境界了。中国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平天下”，是国家这个“心”对社会这个非组织化的“身”之照顾、镇止与推动。中国人这种“超越”迥异于犹太基督教与印度宗教里精神对物质的超越。
这是二十年前得出的结论，至今日认识已深化，概念也更精微，亦即是不把事情作简单化处理。其实，今日中国某种程度的“人欲横流”该是和李波笔下放纵滥吃平行的现象——食与色、饮食与男女同具“身体化”特色。反而，克服身体化的人格——亦即是瑞士学者冯客（Richard Dikotter）所谓的西方人那种“超脱形体和自主的自我”——对性必有隔阂。这一点，我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深有感触。澄清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李波笔下中国人对“吃”毫无焦虑感的现象。
三
李波提到现在中国人已普遍出现肥胖症。这是趋向“发达社会”的征候，在今日的美国人身上更形严重。这个问题也是“吃”出来的。但美国人不好美食，问题都出在高热量、高糖分、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成品化的“垃圾食品”上。不用说，美国社会上下是弥漫着焦虑感，而其所用之语言是怕身体被“异体”侵占，个人失去主宰。这种形容他们曾用于共产主义的渗透，更常见对他人侵入自我疆域的恐惧上头。和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纠缠不清习以为常一样，讲到吃食，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对“异体入侵”之焦虑，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装到自己肚里去。世上没有什么都吃的民族，中国人是惟一例外。
重美食的伊朗人也信奉伊斯兰教，忌口的项目基本上和犹太人同。犹太教教规指定：某些动物不准食用，可以食用者如已死亡或为其他动物所杀，也不能吃；屠宰可食用的动物必须采人道方式，食用肉类时不能带血，身上某些部位必须摒弃；肉类不可和乳制品共食，因为它有母子一起被吃的嫌疑，这是罪孽；盛载不按教规清洁的食物之容器不得接触清洁的食品，等等。此外，还有发自动物立场的限制：人类不得在一头饥饿的动物眼前进食，必须先喂它；带动物外出散步到可以觅食的地方，不能给它戴上口罩，等等。忌口的概念全世界都有，犹太教最有系统也最全面，和它两极化的该是中国人。2003年东亚地区流行的“非典”之起因正是吃野生动物，中国人也因此一度在国际间被当作是载体隔离。
中国人的滥吃滥杀，已与生物的生存本能脱离关系，而纯粹是文明的腐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将改革开放以来推陈出新的烹调术拍成纪录片在海外放映，我在美国看到一部，其中厨子用毛巾护两手捏住一条鱼的头和尾巴，只把鱼身在沸油里炸熟，上到菜桌上，大家已经动筷，那个鱼头的嘴巴还在翳动，作无声的呻吟。这幅图像在国外绝对不会制造好印象。果然，外国报章上海隔一段期间总会出中国人一次洋相。九十年代初，美国东岸报章上有广东猫餐馆的报导，还登载彩色图片，只见厨子一脸凶馋相，把一头猫活活地投入沸腾的开水中，让它皮开肉绽，以便剥食。一位美国老头看了说：“它让我心碎！”《吃垮中国》中有一章叫“动物在中国的血泪史”，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让人“心碎”的描述。
我在二十年前曾说过；“传统中国的酷刑，其残忍的程度，以及种类之繁多，不愧为世界之最，例如，‘剐’即是切成肉丝，‘醢’即是剁为肉泥，‘铡’则是拦腰斩成两段，‘烹’即是下油镬，‘炮烙’即是烧烤，此外，还有剥皮等等。其手法之精致，似乎都与中国式烹调术有关连。？这只是一个灵感，并没有进一步研究。李波则把中国古代的“十大名菜”和古代“十大酷刑”作了详尽的对比，令人唏嘘动容。
李波进而提出：“对动物的残忍就是对人类自己的残忍”。口腹之欲不仅涉及到生态问题，而且直指普世价值观，或者说“世间法”的层面，这归根到底涉及善恶问题。李波对此谈得较少，我不妨在此展开一下。
四
世界各大宗教对“邪恶”问题都在寻找答案。印度宗教都有“戒杀生”戒律，最彻底者莫如耆拿教，认为惟有透过“戒杀生”灵魂方能卸掉业报，跳出轮回。、这种看法视人间“邪恶”本源是生物界的弱肉强食。动物处身“必然王国”，是受本能的驱使，人类的残杀行为则远远超出充饥的需要，透过文明的中介，把生物本能的杀机变成一种政策、制度、工业，甚至艺术。
印度人的答案是绝对超越自然世界。据说耆拿教的大雄（摩诃昆罗）就是绝食而死，因为他把“戒杀生”推衍至极端。严格地执行耆拿教教义，人根本不该坐椅子，因为这榉会压死亿万的微生物；人也不该穿衣，它会造成更多微生物伤亡。但这种教还想传下去的话，教徒顶多做到吃素。在素食里则不吃某些带根的植物，也避免天黑以后进食，以免不谨慎把虫子吃进口里。
如果自然界就是互相残食——我们的身体其实每一刻都被病菌侵蚀，死后则变成尸虫的大餐——人类从事“戒杀生”就是一厢情愿，并没有阻止自然界的操作。至于违反自然法则，把自己活活饿死，反而造成了“杀生”。西双版纳一位佚名的傣族作者完成于1542年的论文《谈寨神勐神的由来》，已经把它一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