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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真正对韦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颇有胆识，很有作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频繁变乱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相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坚持己见，终于让位。景云三年（712）八月，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实行改革，促成开元盛世太平公主结党营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阴谋废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玄宗尽杀太平公主同党，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十二月改元开元。至此，武周以来的多次宫廷政变暂时结束，开始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13—741），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发展了唐朝政权。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很重视阅读史书。他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②由于史书“事关理道”，所以，他认真阅读，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易读懂，遂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储无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读。显然，这是继承了太宗“以古为镜”的传统。
玄宗还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开元二年（714）七月，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时，“罢两京织锦坊。”③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既竭家产，多至凋敝”。于是，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②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得以金银为饰。”①这种风气，虽然是有始无终，坚持时间不久，但至少反映了开元初年玄宗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还亲自在苑中种麦，并和太子等人都参加收割。同时还对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接着又对侍臣道：“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②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穑之不易，还要了解农民生产的实际情况，正反映了他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开元年间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政治上为了励精图治，重用贤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后人多把姚、宋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社（如晦）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开元年间起过重要作用。姚崇建议“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③等，从刑法、用人、赋税等十个方面整顿政治，玄宗全部采纳。宋璟为宰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④他还建议恢复贞观年间史官公开记事的制度。贞观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随同，记录所奏内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随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实。高宗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专权，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记录其所奏内容。玄宗重视宋璟的意见，恢复了这种制度。政事的相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抑制政治腐败的作用。姚宋两人还能互相配合。司马光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①两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们，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开元四年（716），有人认为，当年的官吏选拔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有45 人不合格被罢官。淘汰腐败无能的官吏，必然加强政权的作用。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认为“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②，遂改东都的集仙殿为集贤殿，表示他有重视贤才的求实精神。
其次，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开元三年（715）到四年（716），山东发生蝗虫灾害，广大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姚崇积极主张捕杀，但有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姚崇坚决反对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的悲观论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人详察各地捕蝗的情况，结果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③。
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71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716） 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①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①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②开元二年（71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①，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②。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