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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①。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12 卷的《唐律》。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①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①，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①，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②贞观六年（6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①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②“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③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① 《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①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②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 《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② 《帝范·君体篇》。
③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⑤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⑥。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⑦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6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6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