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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祖禹《唐鉴》则依《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重要史事再加以论断。范祖禹曾参预撰修《资治通鉴》，分掌唐史，因以其所得，撰成《唐鉴》。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每于得失兴亡重要关节处，以“臣光曰”开端发为议论。范祖禹的《唐鉴》也应是按照司马光的旧规，发抒其个人的政治见解。范祖禹在《唐鉴》的序文中说：“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唐之事虽不能遍举，而其大略可以睹矣。”据说范祖禹此书曾进呈宋仁宗，并为当时所重视，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张端义撰《贵耳集》，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可见当时重视之一斑。
南宋时，朱熹撰《通鉴纲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并说：“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益》。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其实朱熹并未亲自撰述。《四库全书总目》就曾明白指出：“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就是这样一部书，经过康熙皇帝的批览，遂成为《御批通鉴纲目》。其实朱熹当时撰写这样的凡例，并着人编撰，也只是想使作资治的《通鉴》，更能发挥资治的作用，并不是对史事多所补益。这和范祖禹的《唐鉴》一样，虽然都受到一时重视，都难得说到在史料方面的价值。康熙皇帝的批览也当不是从其史料方面着眼。其时吴乘权撰《纲鉴易知录》，也许如其名称所示，只是便于初学，虽曾为人所习知，是说不上有什么学术的意义的。
《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宋敏求撰。《宋史》有其传，附于其父宋绶传后。他曾参预撰修《新唐书》，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 卷，是谙熟唐代史事的史家。《唐大诏令集》是搜集和编撰唐代帝王所颁的诏令而成的。宋敏求自序说：“厘十三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旧唐书》多采撷诏令，以入史文，但汇集到这样多的篇目，却是少有的成就。其中政事类共包括三十八项，自礼乐、刑法以至于讨伐、平乱，涉及到全国许多方面；蕃夷类也包括绥抚、盟文等十项，都关系到皇朝的大政，是唐代史事的重要部分。其余帝王、皇太子、诸王、公主、大臣等类，也都包括为数不同的项目，皆可以用之核证史文，不可或缺。
诏令既是当时皇朝颁布的正式文书，所涉及的人物、官制、地名以及相关的史事，不容出现任何的差错。一代史书其中的不少部分就是依据这些诏令撰修而成的，辗转采撷引用，就难免出现若干讹误。因而再以诏令核对史书，就可有所校正。这样的事例，以前也曾有人指出过，这里还可再列举一二。《唐大诏令集》的《蕃夷类》中收有《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这是玄宗开元四年（716）颁下的诏令，可是两《唐书·薛讷传》皆未道及。《旧唐书·玄宗纪》却说：“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新唐书·玄宗纪》更说：“大武军子将郝灵俭杀突厥默啜。”皆不载此制诏，仿佛和薛讷无关。《唐大诏令集》的《政事类》中收有开元十三年（725）颁下的《改丹水为怀水敕》。丹水在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敕》中更明白指出：“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可是《新唐书·地理志》却说：“泽州高平，有泫水，一曰丹水。。。有省冤谷，本杀谷，玄宗幸潞州，过之，因更名。”泽州属府五，首为丹川府，也并没有改为怀仁府。《新唐书·地理志》素以详赡见称，有关丹水和丹川府的记载，当是依据开元十三年以前的册籍转录，仿佛并无改称事。《敕》文于“改丹水府为怀仁府”下，接着还说：“其乡里名号，亦仰州长官随事改易。”《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杀谷改为省冤谷事，当是依据《敕》文改正的。杀谷既已因《敕》改正，奈何丹水和丹川府尚存旧名，这就不能不说是预修《新唐书》的人采访未周了。宋敏求之后，再未见有续作辑录补苴，看来并非易事。赖有《唐大诏令集》原书具在，史家就藉以考核唐史，订正讹误。钱大昕《诸史拾遗》就不乏例证之作。钱大昕曾据懿宗咸通九年（862）颁布的《分岭南为东西道敕》所说的：“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宜割桂州管内龚州、象州，容州管内藤州、岩州，并隶岭南西道收管”，以证明《新唐书·方镇表》咸通九年下所说的：“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增领蒙州”的蒙州应为象州之误。这样的以《唐大诏令集》参证唐史，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唐才子传》和《登科记考》宋代及以后诸代，为唐人作传的并非多见，有之，当推元时辛文房《唐才子传》。辛文房为西域人，以能诗著名。《四库全书总目》谓是书由《永乐大典》辑出。原本10 卷，总三百九十七人（当为九十八人）。中间有散佚处，经过补苴，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是书国内虽有散佚，日本却保存有完帙，刊于《佚存丛书》中。列传二百七十八人，附见者百二十人，与原本相符。所列诸人中见于《新唐书》的约百余人。此百余人传记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虽有异说，殆皆置之不论。如《陈子昂传》记其于圣历初解官归里事，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则未涉及此事。其间斟酌去取，对《新唐书》也多有是正。《新唐书》以陈子昂举进士在文明初。文明元年（684）为唐高宗崩逝的次年，恐亦无暇开科取士，《唐才子传》以之置于开耀二年（682），似较为合理。徐松《登科记考》亦从其说。然其书往往来撷当时传记或小说家言，不免有夸大失实的地方。《唐才子传》以论诗为主，诗人的生平事迹虽稍有穿凿傅会和不尽真实之处，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新唐书·艺文志》的《杂传记类》著录崔氏《唐显庆登科记》、姚康《科第录》、李奕《唐登科记》，今皆佚失不存。唐代重科举，而进士尤为重要。每次所取进士的名额并非很多，然名列榜上的率能获致高位，为世所重。诸家所撰的《登科记》所记自是科举的盛事。崔氏所撰以年代标书名，可知当时撰述者甚多，不仅所著录的三种。到了清代，徐松撰《登科记考》，由有关的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记载中广为搜罗采撷，撰集成书。全书30 卷，前24 卷，按年记载，当时有关的文诰政令，考题，答卷，进士姓名，而且兼及进士以外的其他各科。其后两卷则叙五代诸朝事。另有附考和别录数卷。附考叙未有确实年代的进士、明经、制科、诸科登第者的姓名。别录则摘录有关科举的各种记载。这样的撰述，对于一代科学取士的制度、措施、科目、登第者的姓名，皆备加论列，而考证又皆精辟，是值得称道的科举史料的汇编。
由《崇文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有关隋唐史籍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于乙部史录的《刑法类》之后列有《目录类》，所著录各书，今皆亡佚。《宋史·艺文志》踵其旧迹，继有撰述，所著录的亦复不少。然多已亡佚。今传世习见的为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秘书省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张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