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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婆媳两个开始较劲。婆婆认为这个中国媳妇什么规矩都不懂，便越来越看不惯。某日，婆媳去一家俄罗斯风味餐馆用餐。媳妇发现，那里的杯子有没洗净的口红印，而且沙拉里有腐叶。虽然婆婆也觉得自己点的羊肉有臊味，但却认为媳妇过于敏感，一边把羊肉扔在一边，一边生气地说：“回头你自己开一间餐馆，这样你就不会罗嗦了。”尽管，婆婆没吃羊肉，却对侍者假装笑脸地说：“多谢！菜的味道非常之好。”为此，媳妇认为婆婆十分虚伪。她觉得，婆婆不相信一个东方女性也会有良好的教养。在这个婆婆看来，似乎贫穷落后就是中国的代名词。婆婆的这些看法和行为，得不到自己儿子的支持。他认为她老了，老得无法理解一位新的东方女性。有一次家庭聚会，提到莎士比亚。婆婆有意挑衅地问媳妇，莎士比亚是何人，没想到，媳妇不但熟知莎翁，还列出其他一系列欧洲文豪的作品，这使婆婆目瞪口呆。这以后，婆婆开始对媳妇刮目相看。媳妇逐渐知道，婆婆并没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只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太不了解。
东西方性文化的撞击与融合
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1）
在东西方性文化发展上，两者都有一定的神秘主义，也有一定的科学主义。
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教会的神学的精神统治，性长期是一个禁区，因此长期笼罩在神秘的网套之中。但在古希腊时期，尤其在文艺复兴之后，从总体上说，在性文化上还是以科学主义为基本特征。
而在中国历史上，性文化不乏带有某些科学主义的素朴萌芽，例如道家的某些观点，但本质上还是以神秘主义为主体。
当然，西方性文化中的科学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人本身价值的不断发展相适应的。一般说来，性文化的发展比其他文化方面的发展略慢一拍，因为它还受到伦理和习惯惰性的掣肘。
西方思想的最重要鼻祖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时，就奠定了生物学的某些基础。尽管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性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但他的总的方法却显示了人类早期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从苏格拉底和伯拉图等大哲开始，西方思想家们对婚姻和两性关系进行了社会学式的理性研究。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哲学包揽一切，各门具体科学都囊括在哲学的怀抱中，没有得到分门别类的独立地位。
在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就连哲学也只是神学的奴卑，更谈不上各门科学的地位了。在这一黑暗时期，任何想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都会受到宗教裁判的迫害，甚至活活烧死，例如布鲁诺之死。可想而知，若对性进行科学的研究，其后果当然比其他科学研究更罪加一等。
文艺复兴之后，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再后来，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也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心理学也从哲学中独立出来。
而性科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则是20世纪中叶的事。一方面，它是各种自然与人文科学学科发展的综合逻辑后果；另一方面，它又要不断在实践中继续在各种学科中进行综合的验证。
在现代意义上，弗洛伊德可以说是性学的开山鼻祖。
即便在有着强大科学传统精神的西方文明发展中，对性的研究也是一条极艰难曲折的道
路。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大哲罗素对性和婚姻的一些观点居然在最开放的美国，受到不但来自保守的教会，而且来自号称科学殿堂名牌大学的围剿，以至落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狈处境。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性学家金西博士的两部专著《人类男性性行为》与《人类女性性行为》把通常认为最丑陋、最难于启齿的东西撕破而摊在了普通社会大众的眼前。从那时起，非学术界的人们才真正以科学的态度来讨论性。在当前，性的问题成为学校、报刊、电台、电视台和一切有人群的地方的最热门的话题，简直到了无人不谈性的地步。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尤其在汉代以后的明清两代，对性问题的探讨最终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因受到神秘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双重禁锢，最后被封杀，根本无法形成性科学的气候；另一个极端是在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中成为单纯的性技巧或满足意淫的色情文学。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一书中强调，道家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思想的某种先驱。同理，我们也可以认为，道家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性科学思想的某种先驱。像任何一种文化一样，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文明的发展中，经过不断对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认识，以传统医学为主干，形成了对性行为和性关系的一定的观念和学说。例如著名医家孙思邈就曾对性的问题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道家和道教对性多少有一定自然主义的认识。阴阳合一的思想，以形象的语言，从某种角度反映了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揭示出性行为和性关系是人类种族绵延的自然而惟一的途径。
道家的房中术指出，男女交合，乃阴阳合和之常，“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无益人寿；但恣情纵欲，必损人寿命，乃至速死。一方面，它看出人的性欲是一种正常的生理需要，而违反自然，人为地禁欲，当然对身体健康不利；另一方面，它又指出过分的纵欲，同样也违反自然，故也对身体健康不利。为此，房中术强调，首先要讲究性交合的正确方法；其次要注意节制而不过分；再次是行房中注意各种不良的因素，如醉酒、劳累、喜怒、忧惧及大寒大暑之时都不宜进行房事。《道教养生法》认为施精与受精不是根本对立的，“凡女不可无男，凡男不可无女”，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从事性交活动，不仅无害，反可以延年益寿；如果孤独而思交接，那就会“损人寿、生百病”。
我们从《道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许多文献中，不难发现不少有价值的内容。这些文献包括：《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等房中八家书共186卷；还有《抱朴子》、《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赦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等多卷；此外，马王堆考古所发现的帛书《养生方》两卷也是讲房中之术。
可惜的是，本来可以沿着这条符合自然规律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性学说，却首先窒息在神秘主义的蒙罩之中。道教把房中术当作修炼长生不老之术，而加以神秘化。中国古代性神秘主义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以《周易》和传统的阴阳说及道教的修炼术；其二是佛教以密宗为主的性修之说。
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2）
后来，中国古代道家的性学说，更是受到儒家伦理主义的重大影响和围剿，以致几乎完全失传。后期道教把正当的性要求等同色欲，而加以讨伐。例如，《道书十二种》专门论述了色欲的危害性和戒色的重要性。它指出“色欲一事，为人生要命第一大关口，最恶最毒”。人之生生死死，多半是色魔作殃。色欲不易除，不易防。因此，修道者必须首先意识到色魔乃讨命之阎王，进而狠力剿除，“遇如不遇，见如不见，时时防备，刻刻返照。不使有毫发欲念，潜生于方寸之中。”
在当前，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然把性的问题加以神秘主义化和伦理主义化，而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客观和理性的探讨。
生殖主义与非生殖主义
在性爱的问题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念，即。
生殖主义的特征表现在性行为和性关系的最终目的是延续后代。一般说来，几乎一切以婚姻模式规范的性行为和性关系都是为了生殖主义的需要，其中包括群婚制、对偶婚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一夫一妻制等。在当代社会里，同性恋者的婚姻则是个例外。
非生殖主义的特征则完全相反，其性行为和性关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绵延后代，而是单纯为了满足某种性的欲求。可以说，几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