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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鲁迅的《祝福》和《伤逝》，巴金的《春》、《秋》、《家》以及柔石、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老舍、曹禺、沈雁冰、钱钟书、张恨水、郭沫若、谢冰心等一大批新文豪的作品中可以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和影艺界人士等性观念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不仅与西方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别的姑且不谈，就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正统经典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出第一次大“性偏化”或“性解放”的端倪。
例如，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好几代人。书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心路历程和身世遭遇就明显反映了对传统性文化的强烈叛逆。她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走投无路决定投海自尽时遇到余永泽的相救，由感激而生情，二人便非婚而同居在一起。后来因志向不同，产生隔阂和冲突，终于分手。林道静在向往抗日救亡中，对学生领袖卢嘉川由崇拜到爱慕，但因后者的牺牲终成遗憾。后来，她又遇上了另一个学生领袖江华，再次堕入爱河。书中专门描写了林道静与江华的“一夜风流”。对这一点，当时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年轻读者们，在崇拜和模仿女主人公的同时，又不禁大为困惑，一个女革命者能像这样“乱搞男女关系”么？
第二次大“性偏化”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和所谓“上山下乡”运动中。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运动使社会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北京的中学生所谓老红卫兵以及各类造反组织，在停课闹革命不久，就被淘汰出局，完成了历史使命，甚至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替罪羊。整整一代青少年无所事事，无聊之极，对前途一片茫然，于是破罐破摔，不是打架闹事，就是偷鸡摸狗。当时的这一批人，正值青春发育之际，情窦初开，性冲动萌然而生。于是，许多人偷尝禁果，满足性欲的一时需要。那时期，在北京流行着一种叫做“拍婆子”的时尚，指的是一个男孩在街上或其他什么地方，碰到一个“盘儿亮”（脸盘长得漂亮）和“条儿好”（身条长得好）的女孩，就去“吊膀子”，将其勾到手。谁拍的婆子越多，谁就显得越男子气式的英雄。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数千万知识青年志愿或不志愿地到落后农村、偏僻山区或遥远边疆的公社、农场或建设兵团落户。政局动荡、经济混乱、政策不定、管理不周、生活艰难以及各级官员滥权和腐败，很快就使知青们对“大有作为”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和斗志。不少人干脆胡作非为，甚至成为地方上最头疼的祸害。在这种境况下，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更是普遍地偷尝禁果，造成了无数的孽缘。最令人心酸的是，一些女知青为了提干、入党、上学、招工、谋职或病退困退返城只好在淫威权势下出卖肉体。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大型军用化纤被服工厂招收数万女青工，主要来源为知青。当时身体检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为处女，结果发现70％以上的女青年不合格，鉴于这种情况，当局无奈只得放弃了此项要求。后来青工们到岗之后，发生更多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第三次大“性偏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十年。
共和国建国以来，“性”乃最大禁区之一。在任何一个单位，若某男某女犯了“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就一辈子甭想翻身了，什么长工资、分房子、职称提升统统泡汤。在“文革”中，要想把一个“走资派”真正斗倒斗臭，最好找出或编出此人男女生活作风问题，简称“搞腐化”。
改革开放使西方文化更加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商业化和搞活经济使人们个人选择和私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空间明显得到松动和扩展。过去一个人所在单位即大家长和终身衣食父母的那种全能性控制逐渐弱化。在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解体，行使个体生产承包制。在城市，许多人转到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或个体买卖。
整个年轻一代，再也不像他们的父兄，即20世纪50年代的一代和60年代的一代，那样成为政治理念和既定价值规范的遵奉者。对于“老大学生”、“老三届”、“小三届”等几层人而言，一些由于当年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政治婚姻”、“误会婚姻”、“无感情婚姻”到了清算的时候。个人社会处境的改变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总之，政治局面的某种宽松、经济条件的某种改善、生活水平的某种提高，使人们有可能在肉体、精神和感情等各方面产生新的追求。这些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人们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上。
中国现代三次大的性偏化（2）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同时也造成一些正面、负面或有争议的后果：（1）男女性道德的规范差距相对缩小；（2）女性的性主动性、性自觉性和性选择性增强，即不再一定是单纯男性“玩弄”女性；（3）性成熟和性行为的年龄大大提前；（4）惟性主义，即单纯性享乐主义的观念滋长；（5）性行为的多元形式化，即追求性行为多种多样的浪漫性或刺激性；（6）各种以性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比从前得以较大的宽容；（7）以性为对象的各种科学研究得到认可和推广；（8）在各种媒体上以性为焦点的公开讨论趋于社会大众的认同；（9）离婚率大幅度提高；（10）非婚同居率的显著提高；（11）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化；（12）婚外恋的增多；（13）异族通婚的比率增大；（14）色情文学的流传；（15）卖淫活动的泛滥；（16）性病的重新蔓延；（17）变相买卖性关系的大量产生，如长包女、包二奶等现象等；（18）同性恋的逐渐公开化。
一位社会学家说得不无道理：一个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在上述“性偏化”的重要特征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突出。然而这种地位和作用仍然可以表现正负两个方面：或是真正成为主宰自己“性命运”的主人，或是更丧失自我，比封建时代的“女祖辈前人”更广更深地沦为“性商品”而进入“性市场”。
从阴盛阳衰到女尊男卑（1）
恐怕再没有比“阴盛阳衰”一词更能伤中国男性的自尊心了。
有一度，“阴盛阳衰”效应竟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体育上，女选手远远比男选手成绩傲然于世，例如女世界冠军的数目比男性多了好几倍。
在影视里，男演员的形象在女演员的光彩下显得格外苍白无力，他们多是一些奶油小生。
在家庭中，夫妻的功能和作用往往错位和倒置，不仅女方的收入已占全家收入的一半，而且女主人常常比男主人更能干、更坚忍、更富于决断力。
在许许多多行业中，男人们很难让女人们发自内心地折服，许多女同事比男同事学历高，而且成就大。
这种情况是由不少特定的社会原因和政治文化造成的。1949年以来，相比而言，中国妇女的地位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为了保障妇女的权益，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努力，这主要表现在婚姻自主、同工同酬、劳动保障、受教育、选举权和参政权等方面。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压迫，现实的客观物质条件以及男女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先天固有的差异，妇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与男子“全盘同等”。
本着“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辩证理念，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人为“拔高”妇女的政策和策略，如在干部的比率、劳模的比率、样板的比率、入党的比率、提级的比率、入学的比率以及就业的比率中，规定出妇女应占的数量。这些做法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效果，同时也会产生某种“拔苗助长”的现象。
回过头看看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城市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许是某些政策的结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