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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心死，干脆用力向刀冲去，主动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最后，事情败露了，忠于职守而又富于人情味的警察，网开一面，让这位母亲跳崖自尽，以免受审而判死刑。
一切都合情合理。本来，日本就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更何况日本人历来就最会欣赏自尽之死的“形式美”和“形而上之本体美”。
当然，这部影片中的父亲如果是一个白人大兵，也许结局不会这样，当然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悲剧效果。
战后的几十年，日本又从废墟上崛起，当它再次成为经济巨人后，财大气粗，腰杆硬了，便“忘恩负义”，开始与美国分庭抗礼。
美国是自作自受，战后，它为了冷战的需要，不惜牺牲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将中国的领土划给日本，并大力扶植日本。
社会的压力和本身经济地位的提高，日本女人也再不会像昔日那样献媚于美军而不知羞耻了。日本民间逐渐掀起了反美情绪。
1996年，在冲绳，一个日本少女遭两名美军强暴，整个日本社会愤怒了，连美军基地的存留都成了问题。
倘若日本女人与美国白人大兵结了婚又会怎么样呢？
据统计，在1947年至1961年的14年内，共有4。6万个美国男人同日本女人结婚，由于这些美国男人绝大多数是战后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娶的又是被占领国的女人，因此人们就把嫁给美国大兵的那些日本女人叫做“战后新娘”。
文化等各种差异，使这种婚姻很不协调，很不稳定。
不用说美国男人与日本女人，就是美国男人与法国女人之间的婚姻也不牢靠。据统计，二战期间，在1万名与法国女人结婚的美国士兵中，就有8000名以离婚告终。
美国学者约翰·康诺（John W。 Connor）在《对日本战后新娘婚姻稳定性的研究》中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在诸多的原因中，种族歧视是造成战后新娘婚姻悲剧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许多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证明了一点。例如，珀尔·巴克（Pearl S Buck）的书中，描述了一个日本姑娘随美国大兵丈夫到了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因忍受不了当地强烈的排斥情绪而返回了日本。
《风从东方来》的非吉普女郎化
战后的中国，很快就结束了所谓半殖民地的命运。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中国进入了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当然不存在什么黄白交合的问题。至多中国与苏联老大哥之间男女零星有点通婚，但决不成气候。
不过，历史总有一段人们故意忘掉的角落。
当年苏联老大哥出兵东北，从而逼得精锐的日本关东军提前投降。
苏联军队们做了许多好事，也干了不少坏事，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即是糟蹋中国妇女。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人为地显示摇摇欲坠的友谊，中苏合拍了中国第一部宽银幕故事片，叫《风从东方来》，这是毛泽东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的文学形象化。所谓“东风”是指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西风”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
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是一对中苏恋人，男的是中国小伙子，女的则是苏联大姑娘。这种戏剧性安排，很能满足中国人的自尊心。
不管怎么说，客观上，《风从东方来》的确起了一些“非吉普女郎化”的作用。
新生代的“吉普女郎”
“文革”中，一切涉外婚姻自然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旧有的分化破裂，销声匿迹，而新的也就不再可能发生。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涉外婚姻大大兴盛起来。
据统计，不算涉及港台的婚姻，涉外婚姻在一些大城市全部婚姻的比例中，竟可占到5％～10％，甚至还有上升的强劲势头。从这些统计中还可以发现，这种涉外婚姻几乎百分之百是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
更有甚之，涉外非婚性行为和涉外卖淫在比例中也相当可观，当然更是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
人们对这种现象看法不一。对不少人，或多或少会触及到历史的伤痛。
有人摇头长叹：新生代的“吉普女郎”分娩了，发育了，成长了，壮大了。
旧生代的“吉普女郎”好景不长，一度绝种。
中生代的“吉普女郎”无缘出世，历史空白。
新生代的“吉普女郎”呱呱落地，应运而生，而且身价倍增。
回头看看旧一代的“她们”，再侧目比一比新一代的“她们”，
二者在数量上和主动态势上怎能相提并论！
对这个问题，既有深沉的反思，也有陈腐的偏见；既有善心人的爱护，又有卫道士的指责。
事实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
用一种价值去评判一个事实，就是将自己的主观加到客观的东西上。
不管如何，只要合乎法律，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对这种选择的自我负责力。
中国女性当然有权利抉择自己两性关系的理想模式。
中国文化中的性歧视
男女性道德的双重标准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性道德总是双重的。
本来，如果将阴阳之说——中国的哲理精华之一贯彻到底，就不会有对男女两性的不同伦理规范。
“一阴一阳为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阴则无阳，无阳则无阴，阴阳二者互为因果，不可缺一。倘若如此，有谁能说男女双方有一方为中心者呢？
哲理归哲理，史实归史实。
中华文明的发展将男权本位化推向登峰造极。男性从一家之长、一族之尊、一行之首，一直当到一国之君，甚至“一天之神”。所谓男权本位就是将父权、夫权、族权、王权和神权垄断成五位一体。
从生殖主义到非生殖主义，男性都是两性关系的主宰者。
生殖主义使男性的全部职能在于保持自身血统的纯洁性和兴旺性，在保质保量的传宗接代中，最终保证财产和政治权力的不断再继承。
自私的男人们永远会玩弄两手，一手用来防范其他男人破坏自己的血统，另一手则用来不失时机地破坏其他男人的血统。一有男女奸情，则几乎是女方承担全部罪责，一如《湘女潇潇》中那个“奸妇”的“绑石沉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个三姨太的“柴屋勒毙”。
非生殖主义又使男人们沉溺于“性游戏”的玩耍中。有权、有势、有钱的男人永远是女性“性服务”的享受者。
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的娼妓制度建立得丰富多彩，尽善尽美。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中有那么多的篇章讴歌青楼名妓。
中国旧时的男人可以三妻六妾，而女人却不可以来个三夫六什么的。
中国旧时的民女像潘金莲一类，红杏稍出了墙，就被斥为万恶之荡妇。
中国旧时的才女像鱼玄机一类，一点风流倜傥，就被冠以千古之淫娃。
甚至中国有作为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几个面首就被男人骂得狗血喷头，而男皇帝们即便天下美女都为他们玩遍也天经地义。
这就是中国旧时性道德的双重标准。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性开放或性自由的标志，不在男人而在女人，因为男人自古以来早已“开放”和“自由”了，而女人从来没有过同等的待遇。这种长期的不公正，必然会带来强烈的反弹。
六大“性文化圈”（1）
在中国传统上，可以说存在六大“性文化圈”：即皇族“性文化圈”、仕者“性文化圈”、乡绅“性文化圈”、军阀“性文化圈”、江湖“性文化圈”以及平民“性文化圈”。
这六大“性文化圈”在男权本位化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造成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
一、皇族“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皇帝天子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整个皇朝家族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皇帝们自命真龙天子，代表上苍统治江山黎民，自然这世上的一切都归他们所有。明白一点的所谓好皇帝多少给老百姓一点喘息，注意一点生产，而大多数的皇帝不是暴君就是昏君，为了穷奢极欲，享尽人间之豪华，他们横征暴敛，把老百姓骨头上的最后一点残油也刮干，血管里的最后一滴剩血也吸尽。
“大刀长矛打天下，金钱美女坐江山”，这是中国所有朝代更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