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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济安跑了，事情闹开了，惊动了调查局，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眼见大事不妙，于是一堆书呆子「研究」善后方式，最后决定：由研究人员向代理销售「布瑞安散射系统」的厂商，借一台「布瑞安散射系统」，贴上财产卷标，以备调查局调查。不料应付了调查局后，刘玲根坚持该仪器要放在他的实验室，让他使用，这台仪器是借来的，要还厂商啊！放在刘玲根实验室，拿什么还厂商呢？
当初担任「密使」代表地球科学研究所向厂商借仪器的研究员，在厂商多次催讨之下，只好向所长叶义雄求救，不料叶义雄竟然矢口否认知情，该研究员真呆的令人叹息，被出卖后竟然决定偷回仪器，还给厂商，发生了案外案。
案外案结局如何尚未得知，不过本案从头到尾令人匪夷所思，不知中央研究院到底还有多少荒唐事，待我李敖一件一件揭发。
（2000/8/23
潘毓刚论李远哲的两封信
李远哲的朋友，同样是著名化学家的潘毓刚教授，今年三月六日和九日，分别写了两封信给我，主题都是讲李远哲，毓刚以科学家的持平之论，侧写另一科学家的偏颇之行，字里行间，发人深省，我特别公布于后，使「台湾之子」们得知，你们眼中的「台湾之神」，不过乃尔！
第一封信
李敖：
在计算机网络上看到你批李远哲「李远哲虽是化学上的专家（注：其实化学领域也很广，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量子化学等方面，他也算不了专家），但在政治上的判断可能是个低能儿」，我深有同感。几年前，前中国科学院外事局长（后因在非洲车祸丧生）告诉我李远哲曾写信劝中国中央领导人，公开声明永不用武力对付台湾，如此可为台湾老百姓省下许多购买武器的钱，他问我看法如何？我当时说，台湾向欧美购买先进武器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台湾当局难道不知道买了那些先进武器也防守不了台湾，目的是想制造中国与欧美强国之间的矛盾，并以购武的经济利益来拖住欧美强国的大腿罢了。另外六四之后，李远哲写信给江泽民，提出几个很严厉的问题（告诉我此事的人不肯具体说出是什么问题），要江泽民圆满回答，否则永不再回中国大陆。稍有政治判断力的人绝不会下此类「最后通牒」给自己下不了台，结果江泽民根本不给李远哲回信，而不到一年，厦门大学颁陈嘉庚奖的纪念会，李远哲也顾不了永不回大陆的誓言，就跑到厦门去凑热闹了。至于外面传闻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提名里没有李远哲，只有他在哈佛的导师Herschbach 和多伦多大学的 Polanyi 二人，后经纽约州立大学的 Wang Jui Hsim （王瑞駪，七十年代就当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士，曾在Yale任教，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协助才补上去的（这传闻我无法证实但流传很广），一般人最易犯的毛病是以为一方面的杰出人才就是所有方面的专家，盲目崇拜权威。
老潘 二０００年三月六日
第二封信
李敖：
外间传闻颇广的一则小道消息，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化学奖有关分子束实验在化学动力学的贡献方面，本来只提名李远哲在哈佛做博士后时的导师
Herschbach 教授为得奖人，当时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化学系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王瑞駪（祖籍中国大陆），认为分子束的实验原始构想固然是
Herschbach 提出，但具体建成这实验装置的人是李远哲，如无李远哲的努力和做实验的才能，可能那时也无法建成分子束实验的设备，因此王教授据理力争，应把李远哲也放在得奖人提名上，终于那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由Polanyi； Herschbach 和李远哲三人分享。
虽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比较有客观标准，不像诺贝尔文学奖或和平奖的政治意味那么浓，但是就是科学方面的得奖也无法做到绝对公平的地步，有许多偶然性。但我认为李远哲得诺贝尔奖是名至实归，完全应该得的。
我告诉你这则传闻目的是李远哲差点遭受不幸（不公平）的待遇，幸好有位美籍的外省中国人王瑞駪出来为美籍本省中国人打抱不平。
上次我信上提到在物理化学领域里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人也不可能是化学每个领域里的专家，因为化学和物理不像文学，他们领域分支很广，不同支系有不同的一套研究方法，虽然物理也好，化学也好，都有基本遵循的原理，但往上（往高深一层）发展后，分歧就愈来愈大，有时大到同是化学一科内不同领域就有「隔行如隔山」的情况。
大约一年前，我有一位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中，有一位在美国化学界有机化学领域有点名气的教授是考试委员之一，在答辩过程中他竟把物理化学领域里的几个简单问题弄错。可见一位化学权威对化学每一分支都不见得是权威，何况对化学领域外的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见解不一定比一般人高明。我提出这点是要说明得诺贝尔物理奖或化学奖的人，对物理和化学各支系领域都不见得全懂，所以民众不应盲目相信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判断。而这些得诺贝尔奖的人也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利用群众盲目崇拜权威的心理去瞎指挥。
你批评李远哲在政治判断上是低能儿，我有同感，所以把我所听到他写信给中国中央领导人的事告诉你，作为左证。我也很支持你揭伪君子的面具，所以提供你李远哲会见中国领导人时的做作姿态。我虽然不像你为了真理可六亲不认那么彻底，但为了真理我还是敢站出来说几句话的，但我绝不想利用机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如果把自己的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参杂在真理的揭露上，反而混淆了真理，对群众失去公信力，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贬李远哲的同时，来赞扬我，那就完全失去我向你提供信息的目的。也许听到过新的说法，衡量一个人除了I。Q。（智商）外还有E。Q。，我想你、我的I。Q。都不低，但E。Q。和一般事理的看法肯定比一般人更高明些。可是我一生的成就远不如你大，我混了一生只是在美国全国大学排名榜排名卅几名的大学里当了几十年的正教授，培养了十几位博士生，担任了几十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最了不起的也不过可能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士而已。而你一生对台湾对中国的影响要比我大多了。所以老潘有时想到小李（此李非彼李），就有后生可畏之感。我父亲只活了六十七岁，我想我也不会活得很长寿，所以想想人生无多，考虑早点退休，再做点更有趣又有意义的事。
你还要我写点对早年求学时期的李远哲看法。我在台大二年级时就认得他，交往不多，我常不去上课躲在家里写书、写文章，真正交往多一点还是在大四向美国申请研究院时，我和他还有一些其它朋友曾联名写过一个读者投书，投寄「自由中国」杂志（内容忘了）。他给我印象是很用功，但不是死读书，只追求分数的人，为人也颇有正义感，后来在哈佛大学同时做博士后，但跟的不同的指导教授，交往也不多，我比他早一年离开哈佛到波士顿学院当助理教授，仍同在波士顿区域，还是偶有来往，我也请过他到我研究小组里演过讲。他快离开哈佛前有芝加哥大学及卡罗拉多大学都要聘请他去当助理教授，他来问我去那所大学比较好，我说当然去芝加哥大学，他去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联系。那时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林孝信发起台湾来美留学生办一个「科学月刊」，帮助推动台湾科学发展，李远哲叫林孝信到Boston 来找我参与此事，一年后我当了科学月刊自然科学部总编辑，那时的物理编辑是刘源俊，天文及书评编辑是沈君山，这是1972年的事，1974年因我去德国一年，我就辞了总编辑职务。李远哲那时给我的印象是还有社会责任良心的科学家，不是一名书呆子，七十年代保卫钓鱼台爱国运动他也曾间接参与。平日言谈中他似乎崇拜爱因斯坦及居礼夫人。但我隐约也感到他不是勇与权势抗争，为真理敢得罪权势的人。我对他印象变坏是看了你报导他与王企祥的事，后来在北京大学又得到一些他对王企祥忘恩负义的旁证。最后提到他见方毅的情况后，我就开始有点瞧不起他了，不过1988年我担任对中国改革开放颇有影响的「科技导报」总联络人时，我还是找他担任顾问编委，他同意了（杨振宁、李政道、田长霖等都是当时的顾问编委）。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