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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今天要写台湾文学；要将台湾文学当台湾文学，不是写中国人观点的台湾文学。什么是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作家受到台湾的土地、经济、历史、社会所形成的文化环境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这种作品表现了台湾人的生活、精神、思想、价值观、人生观，这就是台湾文学。既然如此，那些是真的台湾文学，那些是有价值的台湾文学，便不难检验了。既然是靠台湾这块土地生活写出作品来的就是台湾作家，我们不必问他是早期移民还是后期移民。……我们如果明白台湾文学是以台湾人民做中心，描写台湾人民的喜怒哀乐，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出台湾文学历史的演变。史观确立之后，再来看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的演变，都是一目了然。”
这一点，彭瑞金心领神会，也呼应说：“史观确立了，一切都好办。没有史观的历史著作只是史料的堆积，根本就失去著作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把台湾文学史往上延伸，想想看，从明代、清朝到今天，台湾文人创作的心态变化差异有多大？不先确定史观怎么面对其间的驳杂。”
至于，对谈中，陈芳明、彭瑞金谈到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其意义并不在于如何分期。他们是在讨论分期的幌子下，强调用“台湾意识”去改写台湾文学的历史。
比如“皇民文学”的问题，陈芳明就说：“皇民文学的问题也一样，硬要活生生地否定他们生活的世界、现实，而拿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清算他们，这公平吗？为什么我们不用台湾人的立场，不用那个时代台湾人的心情评价他们？要知道他们进入那样的时代过那样的生活，是被逼的，不是他们自愿选择的。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一点也没有中国民族的困扰，今天有人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洗礼，反过来把自己这一套去削前人的脚，合自己的鞋子，才发生皇民文学的问题。你如果不能放下这个后出的民族主义的枷，只好一再地扭曲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了。”陈芳明还说：“伤痕就是伤痕，我相信没有一个作家故意存心去写作称作‘皇民文学’的东西，有的只是被逼迫的。所以即使没有中国民族主义，我们就不能去碰这些东西吗？我们要知道台湾新文学的演变过程极端曲折，我们不可能因为自己主观的愿望，希望自己是极端的中国主义而否定这些作品存在的事实，而拒绝碰触”。对此，彭瑞金完全赞成。彭瑞金还攻击对“皇民文学”持批判态度的爱国文学家：“近日有年轻一辈的文学工作者摆出秉公办理的法曹心态，着意清理这段文学公案，我想你这段话，对他们颇有即时雨的参考价值。”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4）
对谈中，从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主张的“台湾文学是从中国文学来”的观点，陈芳明还对“民族主义”问题大放厥词。陈芳明说：“其实，台湾作家并没有民族主义，因为台湾新文学作家完全出生日据时代，并不发生民族主义问题。何谓民族主义？必须彼此共同生活、共生死，才知道何谓民族主义，假使彼此在命运都不相同，都不了解，算什么民族主义？有人在嘴里叫祖国，或者说祖国为什么还不来救我？那不是有意识，那是梦。就像有人说，台湾为什么不成为美国的一州，这能算是美国意识吗？这是梦，美国梦想。要把这种梦扭曲为祖国意识、中国意识，是非常痛苦的事，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1987年夏天在美国的这次聚会，还是一次台湾文学界分离主义势力撰写文学史的策划会。按陈芳明在他那篇《提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的文章里的说法，他们要写台湾文学史，目的之一，就是要针对大陆的学者的。陈芳明对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肆意歪曲，说什么“他们关切的是，台湾文学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政策？他们特别强调‘思乡’的作品，也着重作品中的‘抗日’与中国的‘抗日’的相通性。他们的解释，刻意突出台湾作家的‘爱国’精神，他们更偏爱把台湾文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学的支流’，甚至‘一国两制’的论点，‘和平统一’的语言，都可以成为文学批评的术语。使我们心惊的是，他们凭恃了这样的成绩与精神，就对外宣称要撰写台湾文学史。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观点，几乎可想而知。”陈芳明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面对中国的宣传攻势，海外文学的工作者是忧心忡忡的。这倒不是担心中国的研究会定于一尊，我们感到焦虑的是，台湾人本身并没有急起直追。如果我们不开始考虑动手，那么有一天台湾文学的发言权，就要拱手让给中国了。这种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于是，陈芳明和张良泽、林衡哲、郑炯明、李敏勇、彭瑞金共同商讨决定，要“以团队精神来完成文学史的撰写”，分工是：张良泽分担明、清以前，许达然分担明、清时期，叶石涛分担日据时期，张恒豪分担战后至50年代，彭瑞金分担60—70年代，陈芳明分担乡土文学论战以后。不过，事后，许达然表示他不便参加，张恒豪也不能决定，只剩下张良泽、彭瑞金、叶石涛和陈芳明兴致还高。
陈芳明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计划至今还没有实现。只不过，这以后，倒是有几本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主宰的台湾文学史出台了。
先是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初版，由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编入《台湾经验40年》丛书于1991年3月印出，1997年8月又由高雄春晖出版社印行新版。彭瑞金在新版的《自序》里说：“台湾，无论作为一个民族，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并且还应该优先被建构起来。七十六年前，台湾新文学发轫伊始，台湾先哲便著文呼吁，台湾人要想成为世界上伟大之民族，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盖文学乃一个民族之灵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灵魂空白的民族可以是伟大的民族，甚至怀疑其存在的可能。”请大家注意，早在1997年，鼓吹“文学台独”的彭瑞金就把台湾说成是一个“国家”了。他所谓的“主体文化”，就包括文学在内。他认为，“崛起于二○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可以说长期处在外来殖民政权的殖民文化政策底下游移，既缺乏自由伸展的空间，也无法进入台湾的中心。因此，让台湾文学成为台湾人的文学，不仅是艰巨的文化工程，更是艰困的心灵工程。但我发现，自日治时代以来，无论面临多大的艰险时刻，台湾作家中都不乏肩挑起文学香火承传重任的文学勇者，把台湾新文学创发的初衷延续下来。在形式上，它就是台湾文学的本土精神、台湾意识的传承，代代相承，也就形成了台湾文学本土化绵长的运动历程。诚然，作为台湾文学主体之台湾意识的复归过程中，曾经出现十分低迷、脆弱的时刻，或许也曾经迷航。但台湾文学能绵延到今天，证明文学的台湾精神不曾死亡，这也是身为台湾作家过去奋斗的目的，更是未来奋斗的方向。”他说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汩汩前行的文学巨流中”贡献他自己的力量。
于是，他在书中设置的六章，全都以“台湾意识”的“复归”为主线，肆意曲解历史。其中，第五章《回归写真与本土化运动》写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第六章《本土化的实践与演变》写80年代以后的文学，都把台湾文学的历史描摹成走向“文学台独”的历史了。其中的第二节《台湾结与中国结》，则放肆地攻击了陈映真提出的“台湾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支流、一个部分”的理论，放肆地攻击了《夏潮论坛》发动的对宋冬阳即陈芳明的“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
彭瑞金也在“文学台独”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了。他在这篇新版《自序》里就说：“台湾文学本土化所要追求的台湾精神回归，是要重新唤回整体台湾人、台湾文化的台湾主体意识。从教育到文化、从教科书到课程、从学校到社会，我认为，不仅要让以台湾人民和土地为主体的意识回到文学创作、文学思考、一切文学活动的正位上来，还应该让本土化完成的文学作品，进入普遍台湾人民的生活、心灵里去，和台湾生活溶为一体。”可见，他的心志不只是在于文学。为此，他还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即，设立所谓的“台湾文学系”。他说：“近年来，我们不断思索：促使台湾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让台湾子弟的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