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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明也不甘寂寞。
1999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上发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一开始就说到：“台湾文学经历了战前日文书写与战后中文书写的两大历史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政治权力的干预，以及语言政策的阻挠，使得台湾新文学的成长较诸其他地区文学还来得艰难。”此文遭到陈映真的批判之后，陈芳明又在2000年8月的《联合文学》190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一文，又重弹老调说：“台湾新文学运动者自始就是以日文、中国白话文、台湾话三种语言从事文学创作。”其中，用台湾话书写致使台湾“与中国社会有了极大的隔阂”。陈芳明还说，“国民政府在台湾‘不仅继承’了‘甚至还予以系统化、制度化’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社会内部语言文化进行高压制与排斥’的‘荒谬的国语政策’。依赖于这种‘国语政策’，中国的‘强势的中原文化才能够透过宣传媒体、教育制度与警察机构等等管道而建立了霸权论述。’而这种存在于台湾的霸权论述，与日据时期的殖民论述‘正好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共犯结构’。”
应该说，陈芳明上阵之前，除了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台语”书面化、“台语文学”创造之不可能，对于利用语言问题发出的“文学台独”的言论，维护国家和文学统一的爱国思想家、作家，还没有正面展开过批驳。陈芳明出来后，陈映真先后写了《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分别发表在2000年7月、9月、12月的《联合文学》上，对陈芳明的谬论予以批驳。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4）
陈映真指出，陈芳明所说的受“歧视”的台湾话，其实是指“中国国语”对台湾地区的“闽南”、“客家”两种汉语方言的“压迫”，从而暴露了陈芳明妄图把通行于台湾地区的汉语闽南方言、客家话方言说成是和汉语、日语一样独立的民族语言，以证明台湾是分离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的阴谋。现在，不仅中国方言的研究，连全世界的方言学研究都公认，闽南方言、客家话是汉语的方言，不是与汉语对等的民族语言。陈芳明反其道而行之，既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语言科学，除了表现他的无知，只能说明他别有用心。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中，陈映真还旁举法国、日本、韩国之例，证明各国为了维护“国语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普遍强制推进某些针对方言的特殊的文化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当权之后，采用语文标准教科书，推行国语字（辞）典，还有注音符号、语文考试制度等，也是推行这种文化政策的体现。这种世界各现代民族国家都做的事情，二战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也做了，怎么能说是“殖民统治”的“语言文化的歧视”呢？其实，陈芳明面壁虚构出一种“台湾话”来，真实目的是要把“台湾的/台湾话语”和“中国的/白话文”看作是一种绝对对立的斗争的双方，进而证明这种对立的斗争，不仅是语言的，而且还是文学的，乃至民族的、国家的对立的斗争。这种心机，当然是白费。
针对叶石涛、彭瑞金、林瑞明、陈芳明等人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歪曲，陈映真说，“台湾陷日后，台民拒绝接受公学校日语教育，以汉语文‘书塾’形式继续汉语文教育，截至1898年，台湾有书塾一千七百余所，收学生近三万人”，那时，没有作家用日文创作。1920年初，受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影响，台湾也爆发了白话取代古文的斗争，白话文开始推行，台湾新文学都是“以汉语白话，或文白参半的汉语‘书写’的”。“直到1937年，日本统治者强权全面禁止使用汉语白话之前，日据时代文学作家和台湾社会启蒙运动基本上坚持了汉语白话的书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被迫使用日语的作家如杨逵，也以日语形象地表达了他那浩气长存的抵抗。”杨逵自己在1948年的《台湾文学运动回顾》里也说，1937年后日文变成创作语言，但他们从来没有忘却“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仍为台湾新文学主流，他们从来没有脱离中华民族的观点。关于“台湾话”，陈映真指出：“除了采集台湾民谣、童谣的作品，日据时代基本不存在完全以‘台湾语文书写的’文学创作”。“不曾产生重要的、伟大的、普受评价的‘台湾语文（实为闽南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日据下以‘台湾语文’‘书写’文学作品之不存在。”即使是像赖和这样的作家，“在作品中比较多、比较成功有效地吸收了闽南语伟大作家”，他的作品的语言，仍然主要是以汉语普通话的白话文为叙述框架。陈映真还指出：“近十年间，陈芳明一派的人大谈‘台湾话’，以‘台湾话’写论文，写诗，大谈‘台湾话’之‘优秀’，结果都知难而止，无疾而终。”这说明，要想把闽南方言、客家话这样的汉语方言歪曲为独立的民族语言，甚至使它变成一种“文学语言”，用来进行文学创作，只是陈芳明等“台独”势力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这期间，为了给所谓的“台湾话”搞出一套文学来，“台独”势力还在汉语拼音方案上做起了手脚，用一个所谓的“通用拼音法”来抵制和反对使用祖国大陆的汉语拼音方案，妄图彻底割断台湾和大陆的文化纽带。其实，采用什么样的拼音系统、方案来拼写台湾岛上称之为“国语”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在台湾，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罗马拼音、威妥玛式拼音、邮政拼音，汉语拼音方案，还有近年出台的通用拼音，都被混杂使用，各县、市甚至各人，都可以自行其是，以致人名、地名、街巷名、商家字号名的音标标注或音译译写，十分混乱。1999年7月26日，台湾当局的“行政院”曾召开教育改革会议，通过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台湾中文音译系统的决定。2000年6月，台北市的有关部门向台湾“教育部”提出报告，建议用汉语拼音来规范街名的注音译写。不料，10月7日，台湾“教育部”里一个叫做什么“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机构，决议采用南部高雄正在使用的“通用拼音法”，将祖国大陆通行了40余年而又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和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弃置不用。对此，正在推广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台北市，强烈不满，斥责“新政府”推翻原有共识，无视与世界接轨的需要，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市政府”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以中文译音系统对交通服务设施的冲击问题为话题，到会的学者和观光业者纷纷发言、表态。10月底的台湾《中时电子报》以《支持汉语拼音座谈会一面倒》为题，报道这次座谈会说，与会者“几乎一面倒支持汉语拼音”。与此同时，一大批教育专家、语言学家、作家，还有一些政界人士，也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战中，绝大多数学者专家和作家都支持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只有一些有着危险政治倾向的政客拥护采用“通用拼音法”。身为语言学家的台湾当局新任“教育部长”曾志朗，倒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支持者。从专业角度和世界接轨需要加以考量，作出了“教育部”的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到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