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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满的极右翼反动性格的发展过程，正好说明了他的所谓惟美主义，他的所谓浪漫主义，其实是虚伪的外观，骨子里嚣狂的皇民军国主义才是西川的基本的、真实的性格。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陈映真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张良泽为西川满翻案、为“皇民文学”张目的“毫无学术、良心和民族立场的态度”。陈映真写道：
回顾日本逐步走向战争的历史时期中，殖民地台湾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伤害。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数百万台湾人民固无论矣，即使是加害者日本的侵略当局，也成为他自己所犯的严重罪恶所侵蚀和堕落的被害者。在残酷、严苛的暴力下，多少人的良知和心灵为了隐忍偷生，受到重大的羞辱和伤害。这是人们一直不忍对于即使在日据时代至极明显的协赞日本军事侵略体制的一些台湾作家、文化人加以无情揭发和清算的原因。但是，也正好是在举世屈从于狂恣的淫威的时代，一些敢于坚守原则，不惜以自身的破灭为代价，挺身抗争，敢于为人性的尊严面对施暴者的锋镝的人们，才更值得后世之人格外钦仰和尊敬。张良泽先生那种“谁都不可能不投降”论，是对于正气、公义、原则和勇气最令我遗憾的侮辱。如果张良泽先生还要进一步以这“投降有理”论，去为被一个曾经高踞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人榜首的西川满翻案，则即使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就是站在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的立场，也是值得震惊的疯狂罪恶态度吧！
……
学术研究受到研究者个性、立场、思想的影响，毋宁是自然的事。但像张良泽先生这种毫无学术、良心和民族立场的态度，真是绝无仅有。如果张先生研究的，是绿豆芝麻一类的题目，倒也罢了。不幸的是，张良泽先生是在日本的国际学界，谈论有关台湾文学史和思想，则忝为台湾文学界的一员，就不允对张良泽先生的千古未有之奇的错误，保持缄默，从而有必要提出纠弹，否则整个台湾文学界岂不贻笑于国际士林，对于殖民时代歪扭了历史下歪扭了的人，如何协助日本帝国主义加害者为虐，不加追究，是可以的，因为全体而论，莫不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如果有人处心积虑的为奸佞翻案则断断不准！为的是为人间后世留下起码的正气啊！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5）
70年代末和80年代最初几年的这个回合之后，有关“皇民文学”问题的统独之争，似乎暂时平息了下来。然而，前文提到的西川满“栽培”的那位“某评论家”还是于心不甘的。他，叶石涛，也终于还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于是，人们看到，张良泽之后，叶石涛公开跳出来，再为西川满翻案，也再为“皇民文学”翻案了。
这就到了第二个回合。
最早，是在叶石涛复出文学界之后写他的《文学回忆录》的时候。这回忆录里，他一共有三篇相关的文章，即：《府城之星，旧城之月——〈陈夫人及其他〉》、《〈文学台湾〉及其周围》、《日据时期文坛琐忆》。前已说明，叶石涛是1942年12月13日在台南公会堂的座谈会上认识西川满的。在回忆那几年的生活时，叶石涛有意美化了西川满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文学”。比如，日本文学报国会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分明是“大东亚战争”的文学动员大会，极具侵略性质，叶石涛却说它“似乎有浓厚的联系感情为主的联谊会性质”。西川满的《文艺台湾》，分明是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和喉舌，叶石涛却说“它似乎不是言论统制的机构，而是联络作家感情的联谊会”，它“缺乏符合国策的战争色彩”，而是一个染上西川满个性色彩丰富的“华丽杂志”，“并不排斥有不同文学主张的其他作品”，“尽管杂志的封面以‘文章报国的决心’几个大字，表示拥护国策，其实这是蒙混当局的障眼绝招”。至于《文艺台湾》上西川满抛出来的周金波的《志愿兵》、陈火泉的《道》等“皇民化”文学，叶石涛则坦陈：“我也并无‘深恶痛绝’的感觉”。叶石涛为其辩称：“在那战争时代，毫无疑问的一切价值标准都混乱了。在日本人的压迫下，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毒素很深的某一些台湾作家，他的意识形态自然被扭曲了。三十多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挖掘疮疤似乎并不厚道，好歹这些小说也反映了某一个台湾历史阶段的血迹斑斑的，被压迫的生活事实，我和锺肇政兄的见解相同，希望当作历史性文献或纪录留下来，以便后代人能够彻底了解那时代的环境。”当然，叶石涛还美化了西川满，并为西川满和他自己在“狗屎现实主义”的争论中的丑恶历史涂脂抹粉。1983年，在《文学回忆录》出版时，他用当时发表在《文学界》上的《文学生活的困境》一文代序，还要念念不忘地写道，西川满的《文艺台湾》“色彩较浪漫，据说倾向于皇民化。说它是皇民化吗，刊物的风格却也不太像。它照登了许多跟皇民化拉不上关系的地方色彩浓厚的版画和小说。”
往后，到1990年，叶石涛出版了《台湾文学的悲情》，书中涉及“皇民文学”的篇章有《抗战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庄司总一的〈陈夫人〉》、《〈南方移民村〉》、《四○年代的台湾日本文学》、《“抗议文学”乎？“皇民文学”乎？》、《皇民文学》等。在《战争时期的台湾文学》一文里，叶石涛竟公然宣称：“在这个时期里，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叶石涛还从周金波的《志愿兵》说起，攻击批判“皇民文学”的文学家。叶石涛说：“战后完全停止创作的作家周金波，他所写的《志愿兵》等作品，也许算是“皇民文学”吧？但几十位台湾日文作家中，这究竟是不到百分之一的极少数作家。今日，常看到昧於知悉台湾新文学史的少数作家，诬蔑抗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为‘皇民作家’，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如今，所有日文作家的小说大多已有中文译本。我希望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用心地去阅读这些血迹斑斑的作品，根据作品来予以公正的评估；究竟这些作品是不是皇民文学。如果不是，该还给这些先辈作家以荣誉，别再给他们戴上茨冠吧。他们是台湾民众中的秀异份子，他们反日、反殖民的民族精神永垂不朽，是我们宝贵的资产。”在《四○年代的台湾日本文学》一文里，叶石涛在继续为《志愿兵》翻案的同时，也为陈火泉的《道》做了翻案文章。叶石涛说：“一九四三年七月，《台湾文艺》上出现了陈火泉的《道》这篇小说，同样描写了台湾人皇民化过程，但是作者所描写的并非抗拒的过程，而是容纳和接收流程中的苦闷、讽刺和幽默，使得这小说减弱了尖锐的批判性。”在《皇民文学》一文里，叶石涛又一次为陈火泉的《道》做翻案文章说：“陈火泉的《道》，有人咬定的皇民文学。但这篇小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咬定的。如果你站在作者的立场看，也许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台湾人的抗拒皇民化的心理挣扎的记录。作者用的是诙谐而反讽的笔调，没那么容易下肯定的结论。这篇作品也透露了属于弱小民族的台湾人那心灵的双重结构，一面倾向于统治民族的优势文化，一面又想要保持民族自尊心的那可怜的挣扎。这是篇血迹斑斑的历史性纪录，在苛责以前，应该用细腻而同情的眼光去观察。纵令它有损伤民族自尊的地方，但它也的确反映了决战下一部分台湾民众的心灵结构。”叶石涛在《“抗议文学”乎？“皇民文学”乎？》一文里对“皇民化运动”时期的文学断然作出的结论是：“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
再往后，1995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发表《台湾文学百问》的随笔时，又在《西川满与〈文艺台湾〉》里，吹捧西川满的“坚强的作家灵魂值得吾人钦佩”，还不惜歪曲历史，吹捧西川满对台湾文学作了“巨大”的“贡献”。叶石涛的吹捧文字是：“西川满不仅是一个终生创作不辍的诗人小说家，而且也是在台湾日本人知识分子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应该是台湾日本人作家的龙头。他出钱出力建立了日本文学之一环的外地文学——台湾文学，培养许多日本人作家，也嘉惠台湾人日文作家。虽然他的统治者意识浓厚，遵守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