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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美、日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贼心不死。
美国有关“台独”的主张，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战略小组的提议。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总部台湾问题专家柯乔治所著《被出卖的台湾》一书说到，“台独”，是在1942年初诞生在他的脑袋中的。他说，他的这一“创见”，是从美国人的利益出发的。他写道：“到底我们能不能确实保证台湾不会于将来再度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利益的威胁？”“历史上早就指出台湾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了，台湾资源和工业发展远胜于中国大陆诸行省，如此重要，不容我们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因此，为了保障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柯乔治主张让台湾“自治独立”，或由美国托管再举行公民投票“自决”。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国务院没有接受柯乔治的提议。美国国防部的远东战略小组也在1942年春建议麦克阿瑟，从日本手中夺取台湾后，由美国军队暂时接管台湾，战后再进行“台湾民族自决”或成立“台湾共和国”，并着手培训一批“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
不过，1945年1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夕，美国代理国务卿罗威特向总统杜鲁门呈送的备忘录，还是说到：“如果中国共产党企图违背台湾人民之意愿，以武力犯台，或者台湾人民本身起事反对中国统治，联合国将可以台湾局势已对和平造成威胁，或以台湾实质地位问题为根据，有正当理由采取干预行动。印尼情势可作参考，联合国的干预可透过澳洲或菲律宾政府出面要求为之，然后徐图安排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人民之意愿。”罗威特还说：“国务院充分认识到，如果台湾要免于沦陷入共党控制，或许美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它或许仍有可能鼓励中国人成立一个非共的地方政府，自己促成台湾免于沦陷入共党控制。同时，美国亦应准备，一旦上述措施均告失败，必要时即以武力干预。美方之军事干预……宜以国际上可受支持之原则，即台湾人民自决之原则，进行干预。这就牵涉到鼓励台湾自主运动。如果岛上中国政府明显地已无力阻止台湾陷共，则台湾自主运动即可全面发动。”罗威特说的“台湾自主运动”，就是“台独”运动。只是，罗威特备忘录提出不久，第二次大战结束，“台独”之议，又一次作罢。
1947年3月初，当台湾爆发“2。28事件”后，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预，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的先声，表明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
随后，1948年11月24日，中国国内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就要覆亡之际，美国有关官员开始主张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李梅又提出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备忘录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就台湾及其邻近岛屿一旦落入可能受克里姆林宫指挥之共党政府手中，对美国之安全有何战略影响一节，提出评估。参谋长联度席会议认为，情势若发展至此，对美国安全之战略影响，将极其不利。”备忘录还认为：“从战略观点看，届时还更加强了台湾对美国的潜在价值，可供为战时基地，能用以发动部队、战略空军作战，以及控制邻近航路。台湾还有一项战略重要性，即是她是供应日本粮食及其他物资之主要来源。”基于这种评估，美国军方重提了美国政府应该推动“台独”的议题。
再往后，1949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在一封绝密信中说：“我们国务院所有的人都强烈感到我们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岛的控制。”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一份报告中表明了美国推动“台独”的立场。报告在比较了不同的对台方案之后，认定，“美国的利益只有在台湾不受苏友好政府控制之下，始可达成”。报告认为：“美国应有准备，如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即应利用台湾自主运动。”8月，美国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作出决定：“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美国还应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
当年中国驻美大使顾维均，也在日记里记录并分析了美国的对台政策，指出，“美国也可将台湾作为防御共产主义的碉堡，由联合国监督，举行公民投票，以测验台湾人是否愿意独立！”
虽然，美国政府推动台独的政策没有敢于公开实施，但是，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1952年台北的《中日和约》，还有1954年的《中美协防条约》，又都炮制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事实证明，美国反华势力一直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直至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的本质也并未改变，仍然扶植“台独”，阻挠中国完全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后，“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基地，在海外发展组织，大肆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一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庇护。
就日本而言，从历史看，日本帝国势力正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51年，“台独”分子就在日本建立了组织。到60年代中期，日本成了海外“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在众多的“台独”组织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具有代表性。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台独”活动的重心才由日本转到了美国。
而由台湾本岛的人提出“独立”主张，并将分裂活动付诸实行，却是从一小撮日据时期的日本“皇民”开始的。他们的动机是，害怕日本投降后自己的特权丧失，国民政府接收以后还可能当作汉奸判决，所以铤而走险。当然，他们的分裂活动，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励、支持和呼应、配合，只是，没有成为气候。
其次，在台湾岛内，完全依附于美、日反华势力的大资产阶级，是亦步亦趋于外国势力的。同样，中产阶级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相当一部分人士也是分离主义的社会基础。
二战以后，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适应美国、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美国、日本以贸易、投资设厂、援助货款等方式，独占台湾的市场、原料与劳力，致使台湾成为美国、日本资本的一个加工出口的部门。所以，台湾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依赖于美、日资本主义体系。出于这种经济利益，台湾中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士以及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领域里的相当数量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接受并鼓吹美、日反华势力所制造的分离主义，是不足为奇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美国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借口，使美国第七舰队对中国的干涉合理化。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成了所谓“自由与奴役”、“自由与共产”的鸿沟。几十年来，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人士就按美国反华势力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处理台湾与祖国的关系，他们自然也就成为美、日反华势力制造的分离主义在岛内的代言人。
第一部分“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2）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我们还要看到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国民党统治的恶果。而这种恶果，又是推波助澜，有利于分离主义的发展的。
其一、国民党迁台以后，蒋氏父子掌权时，固然坚持一个理念——“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又实行了一条反共、仇共的政治路线。几十年来的煽动性的极端的反共宣传，导致一部分台湾人民产生了一种恐共、反共的思想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人，与祖国大陆产生了隔阂，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分离的情绪。这正是美、日反华势力制造出的分离主义所要利用的一种社会普遍心理和社会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