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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是‘饭桶’！‘粗糙’！那还算是客气的话；看看他们所写的‘文章’吧！简直比原始丛林还混乱”。辱骂之余，西川满图穷而匕首现，立即搬出台湾作家中极少数变节屈从“皇民文学”的人写出的“皇民文学”作品来打压台湾爱国文学家了。他写道，就在台湾主流文学家只描写“陋俗”的时候，“下一代的本岛青年早已在‘勤行报国’或‘志愿兵’方面表现出热烈的行动了”。以描写这种“热烈行动”的“皇民文学”作家为榜样，西川满质问台湾爱国文学家们说，不是也“应该去创作一些……具有日本传统精神的作品吗？”西川满对台湾爱国文学家发出的威胁和警告是：“在东亚战争中，不要成为投机文学，应该力图树立‘皇国文学’，如此而已。”
对于滨田隼雄的指责和西川满的辱骂，吕赫若在5月7日的日记上写道：
西川满在《文艺时评》中的低能表现，攸尔惹起各方的责难。总之，由于西川无法用文学的实力压倒别人，才会用那样的手段陷人于奸计，真是一个文学的谋策家。……另外，滨田也是一个恶劣的家伙。
5月10日，《兴南新闻》学艺栏上，刊登了署名“世外民”的《狗屎现实主义与假浪漫主义》一文，大力驳斥了西川满的《文艺时评》。据叶石涛1983年版《文学回忆录》里《日据时期文坛琐忆》一文说，当时，西川满告诉他，这位“世外民”，就是邱炳南，也是台南人，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大。这邱炳南，也就是邱永汉。“世外民”的文章首先表示了对西川满的愤慨：
读了5月号的《文艺台湾》上刊载的西川满的《文艺时评》，它胡说八道的内容真使我惊讶，与其说它率真直言，倒不如说全篇都是丑陋的谩骂；实在让人感受强烈。
针对西川满诬蔑台湾爱国作家“创作态度有低俗恶劣的深刻问题，只搞一些毫无批判的生活描写，一点也没有日本的传统精神”等等，“世外民”的文章写道：
我以第三者的立场通读了《台湾文学》、《文艺台湾》和《台湾公论》，却很难看出本岛人作家的作品在创作的态度上有比内地人作家的创作态度更无自觉之处。……实际上，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不容易判定对或不对的；比如，毫无根据地说西川氏的创作态度比张文环氏或吕赫若氏的创作态度还更有自觉，这样的说法是会笑死人的。
说到西川满提出的“创作态度”问题，即文学精神、文学创作方法的问题，“世外民”对西川满指责的“狗屎现实主义”和西川满自己崇尚的浪漫主义，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西川满自称是个“浪漫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对此，“世外民”说：“我承认西川氏的审美式的作品的底流是对纯粹的美的追求。”但是——
同时，我也不得不说本岛人作家的现实主义也绝对不是可以任意冠之以“狗屎”之名的，因为它是从对自己的生活的反省以及对将来怀抱希望这一点出发的，这些作品描写了台湾人家族的葛藤，是因为这些现象都是处于过渡期的当今台湾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西川对于这样的台湾社会的实情怠于省察，只陷泥于酬应辞令的表象，专指责别人的不是，这种作为，除了暴露他的小人作风外，别无他。还有，就算是挑语病吧！西川氏指责本岛人作家没有一点日本传统精神，这不禁使人怀疑他到底懂不懂传统的真义；所谓的传统，只有在促进历史或现实的社会进步上起作用的东西才可说是传统；依此而论，现实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是一点也不容被忽视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5）
令人钦佩的是，在如此义正辞严地维护台湾爱国作家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同时，“世外民”还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西川满的“假浪漫主义”。“世外民”写道：
真正的浪漫主义也应该是在现实主义的根抵贯流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理想的浪漫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感伤主义罢了，它无自觉的肤浅之处，只不过是单纯的幻想。
我认为，当今台湾的文学最应该努力的地方，还是在要产生有指导性的文学；本来，若能出现具有永恒生命的艺术作品，是最理想不过的，但是以现今台湾的文学的一般水平来看，似乎还未达到这种境界。因此，或许台湾的文学仍处于“狗屎现实主义”的水平也说不定，以这层意义来说，出乎意料，西川氏的《时评》，似乎也说对了；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该只指现实主义的“狗屎现实主义”了，包括感伤主义也一样，甚至于只要自称为浪漫主义的，也还是无法免于被指责的“假浪漫主义”吧！的确十分遗憾，台湾的文学毕竟还只是处于这种水平而已。
“世外民”的反驳文章还就“日本文学传统”问题指出了西川满的“假浪漫主义”的根本弱点。西川满在《文艺时评》里提到了《源氏物语》，说什么“夸跃世界的《源氏物语》，绝对不是属于‘狗屎现实主义’之流的”。“世外民”就借着这《源氏物语》说话，指出，“《源氏物语》虽然是最优美的文学作品之一，但它毕竟只是表现‘万物的情韵’的文学；它所表现的是贵族们的嬉戏，全篇都在描写恋爱的饱足与本能的满足，这也正显示了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确有它特殊的发达方式。”然而，“世外民”指出，“为了使日本文学有更健全的发展，除了充分发挥《源氏物语》所固有的美学之外，也应该更进一步在文学上表现出正义的呐喊、建立明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等等。”
就是这“正义的呐喊”，就是这“明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使得“世外民”在文章中表现了当时台湾爱国文学家不屈从“皇民文学”的高贵的民族气节。西川满不是叫嚷着台湾岛上“下一代”的“青年”“早已在‘勤行报国’或“志愿兵”方面表现出热烈的行动了”吗？不是叫嚷着要台湾文学中的主流作家们不要“无视这种现实”而要“自觉”地描写这种“热烈的行动”，像那些“皇民文学”作家一样去写“皇民文学”作品吗？“世外民”回答说，台湾的爱国作家绝不写那种“虚假的东西”，“绝不降低格调”！“世外民”写道：
虚假的效用，虽然在法律上是得以容许之事，但是只要有关于文学，则可有虚假的东西都是不得存在的。作者的虚假即使在作品中暂时得以成立，可是对于挚爱真理、只看重文学的真实性价值的人来说，这种虚伪的作品是一文不值的。因此，任何一部古今不朽的大作，都是作者灵魂的真实吐露；例如福楼贝尔就曾断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中，也滔滔不绝地论说自己的历史观，没有一部大作不是这样的。荷风也说过：“自从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之事感到莫大的羞耻以来，就自期自己的艺术品位至少要维持在江户作家的水平以上，绝不降低格调。”
“世外民”在这里引出了日本作家永井荷风，认定永井荷风这番话主要是针对文学的真实性经常受到来自社会的制约和左右而发的苛责之言来说的。显然，“世外民”看重或者说推崇永井荷风，就是因为，永井荷风一生特立独行，绝不曲学阿世，而是坚持用自己的作品批判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永井荷风违逆时代风潮，夜夜出没银座浅草等欢乐街，以斜里陋巷的风情来讽刺军国主义，写下了代表作《东绮谭》。太平洋战争时期，因为违抗“国策文学”的作风，永井荷风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但是，这更鞭策了他，鼓舞他更加努力地从事创作。《断肠亭日记》是永井荷风留下来的有名的日记，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和批判。“世外民”请出永井荷风来批驳西川满，寓意极深，无疑是在正告西川满之流，台湾爱国作家也会像永井荷风那样，“绝不降低格调”以趋时，以迎合并屈服于“皇民文学”。在当时的险恶环境里，能够这样勇敢地抗拒“皇民文学”，真是难能可贵。有感于此，我们再读“世外民”写下的一段话，就无异于是在聆听当年台湾文学家的庄重的宣言了：
文学家的使命是为真理而活；如果无法坚持为真理和正义而活，那么文学家情愿要选择与荷风相同的命运呢？还是自甘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