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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然而实质上现在的台湾，要想同中国一地方，做同样白话文体系的方言位置，做得成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论争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论争的性质，乃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一场探讨性的集体研究。
第二、这次论争又是“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思潮的一种必然反映。30年代前后，从前苏联开始，席卷世界各地区的左翼文学及其文艺大众化思潮，通过日本共产党，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受到内地“左联”的影响，台湾新文学中的左派人士，也紧随其后地做了起来。所以说，“乡土文学”的本质，就是文艺大众化的思想，这与新文学建设的中心问题又是一致的，相吻合的。当我们知道，黄石辉被当年台湾文坛称之为“普罗文学之巨星”时，我们就不会奇怪，在这场论争中，为什么是他打响了第一枪。
第三、 论争双方的分歧点， 主要在解决新的矛盾的办法上， 或者说， 采取什么途径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上。 当时， 在内地， 在台湾， 同样地都提出了两种方案， 而且方案的内容几乎也是一样的。
一种方案是两步走的方案。在大陆，首先提出这种方案的是鲁迅，他首先认同了瞿秋白的看法，这就是，在现今的社会交往中已经有了一种“大众语”。在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门外文谈》一文里，他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有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入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在这里，鲁迅提出了帮助大众语“发达”的途径，这就是：“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斩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这“新的”正是自然形成的普通话、国语。
黄石辉、郭秋生的意见，正是这种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以闽南方言的台湾语为基础，提炼加工为台湾话文。但是，在创造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台湾话文的时候，他们坚持（1）采用汉字；（2）没有汉字能表达的，尽力找汉字中可以代替的字；（3）实在无法，就按照创立汉字的六书法则，形声、会意、假借等创造新字。其结果，内地人，台湾人逐渐地都能看懂，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第二步，即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应该看到，黄石辉、郭秋生两人坚持用汉字的方案，就预示了“台湾话文”的走向。这也说明，他们追求的是台湾语与台湾话文——最终汇入到鲁迅所说的中国的新的书面语言中去。
另一种方案，即前述林克夫等人的意见，就是“一步到位”式的屈语就文的方案。
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是殊途同归的。
第四，评说这次论争，要尊重史实，尊重由史实体现出的思想与主张，切勿以今人的某些主观理念去诠释它，甚至为我所用地断章取义，去歪曲它。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黄石辉、郭秋生强调的文艺大众化，看重的是联系台湾的实际，突出的是写实主义，正如内地吴语地区要联系吴方言的实际、粤语地区要联系粤方言的实际一样，并没有显示出台湾的“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其文化归属还是明确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2）
（四）关于1947—1949年发生在《桥》副刊上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
1947年2月末，台湾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二•；二八”起义。3月初，起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顿时，全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江西人史习枚，从上海来到台湾，8月1日接任《新生报》副刊主编，并将副刊改名为《桥》，自己以“歌雷”为笔名活跃在台湾文坛上。
从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在歌雷主持下，《新生报》副刊《桥》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台湾文学问题的热烈论争，计有杨逵、骆驼英等26人共41篇论文，另有相关的文章9篇发表。现在，这些珍贵的史料，已由陈映真、曾健民辑集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增刊，于1999年9月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这场争论，涉及了哪些问题？
论争的开篇之作是欧阳明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他提出了五方面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第一，台湾新文学的源流归属。欧阳明说：“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战斗分支，过去五十年事实来证明是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台湾各方面的建设无论军事国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也是新中国建设的一部分，绝不可以以任何藉口粉饰而片面分离，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也是如此。”“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的问题根本就是祖国新文学运动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欧阳明认为，台湾文学适应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需要，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的台湾新文学，“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使台湾文学急骤的走上了崭新的道路”。所以，赖和、朱点人、蔡愁桐、杨逵、吕赫若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台湾新文学的主流，绝不是所谓日据时期在台的日本作家的殖民统治者文学。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和方向。欧阳明认定，台湾新文学的目标，是“继承民族解放革命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主与科学’”，而“这目标正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谋而合地取得一致”。所以，在“人民世纪”的今天，就是“让新的文学走向人民”，创造出“人民所需要的‘战斗内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路线”，也是“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第四、台湾新文学的语言。欧阳明支持赖明弘用白话文写作的主张，反对黄石辉、郭秋生用台湾方言创作的意见。这是因为：（1）台湾语是中国地方方言之一，如果创设了另一种台湾语文，势必阻碍台湾与祖国思想文化的交流，彼此“越是隔阂”。（2）台湾本来就没有特殊文字，所以提倡白话文，对统一文字有相当大的贡献。当然，在创作时，可以插入一些台湾方言、俗话，以表现文学的乡土气息。文章中，欧阳明引用了赖明弘《台湾文学今后的前进目标》一文的一段话：“台湾的文化终不可与中国的文化分离，台湾的民族精神必须经由文学上的联络与祖国的民族精神密切联携在一起。台湾亦由此可以排击日本奴化的政策”来“共同展开对日的民族斗争。”欧阳明确认，“这是一种历史远大的意愿。”
第五、在台湾的省内外作家的团结问题。欧阳明在文章的结尾呼吁：“台湾的文学工作者与祖国新文学斗士通力合作 ，互相勉励，集中眼光朝着一个正确的目标，深入社会，与人民贴近，呼吸在一起，喊出一个声音，继承民族解放改革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族与科学’。”
这以后，可以说，直到1949年3月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只是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了。其间，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所受“奴化教育”的评价等问题，都有过热烈的争论。不幸的是，正当这场论争热烈、广泛地进行的时候，1949年4月6日凌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台北进行大逮捕。反动军警一路去了台大宿舍、师院宿舍。台大学生、参与这场讨论的孙达人、何无感（张光直）被蒙上双眼逮捕下狱。另一路，按黑名单逮捕社会人士，歌雷等人落难。另外，在这场争论中起主导作用，并热心支持当时台大和师院学生进步文化运动、发表了鲜明的民主改革和反“台独”反托管的作家杨逵也同时被捕下狱。风云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