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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认同中国，所以只从负面去认知中国，又由于只认知到负面的中国，于是更加强反中国的倾向。
在“发现真正的殖民史：原住民的悲哀”一节里，陈昭瑛批判的是把“台湾作家”与“外省作家”对立起来的陈芳明“不厌其烦虚构出来的外省人对本省人的殖民史……的虚伪性。陈昭瑛写道：
由于被殖民的妄想和受害意识过于根深柢固，陈芳明无法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反而是倾向大中国的陈映真能够诚恳的反省这段历史，在为排湾族诗人莫那能诗集《美丽的稻穗》所写的长文中，他跳脱汉族本位，批判汉族政权对原住民的长期压迫，并且指出：“如果一定要在台湾生活中找‘民族压迫’的问题，那恰好不是什么‘中国民族’对‘台湾民族’的压迫，而是包括‘中国人’的，‘台湾人’的汉族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压迫。”
陈昭瑛警告陈芳明说：
如果一部分台湾人仍要继续以自外于汉族来回避汉族对原住民族的责任，则可以预期的是独立建国的狂热仍将淹没追求合理社会的欲望。
除了《中外文学》，当时，统派人物王晓波主编的《海峡评论》的4月号、5月号和7月号上，也发表了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的三篇文章，回应了陈昭瑛的文章。对此，那时有人说，围绕着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所展开的论战，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最重要的文化论战。
陈映真的文章，是发表在1995年4月《海峡评论》52期上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回应》。
陈映真的文章开篇是说：
十几年来，岛内“台独”运动有巨大的发展。到了今日，它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学术界、中研院和高等教育领域，“台独”派学者、教授、研究生和言论人，独占各种讲坛、学术会议、教育宣传和言论阵地。而滔滔士林，缄默退避者、曲学以阿世者、谄笑投机者不乏其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读陈昭瑛的《论台湾和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心情不免激动。
对陈昭瑛的论文《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陈映真从理论知识和治学议论的风格两个方面肯定了成绩和贡献，充分肯定她“为‘台独’批判论和民族团结论留下丰富的思想理论空间”，“开展了重要的视界”。对于陈昭瑛论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陈映真则展开了讨论。讨论涉及的问题有：一、关于台湾本土运动的“三阶段”论问题；二、是“异化”还是“否定的挫折”；三、关于“中心”（core）和“边陲”（periphery）；四、“台湾主体性”论的欺罔；五、批判“以台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在这里提出“以台湾为中心”的问题，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陈映真在文章里列举了许多事实后，还指出：
问题在于这几年，朝野上下、学术界、言论界都在极力、全面、不惮强调地侧重两岸民族“分离”、“分立”、“分治”的现实；侧重台湾自己“独自”、“独特”的“共同体”，同时也在全力、众口铄金地拒绝、排斥、否认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展望；拒绝和否认中国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否认、拒绝民族和解与统一的努力，千方百计延长对大陆的猜忌、鄙视和仇恨；千方百计使两岸分断永久化，丝毫没有弥补、发展和恢复两岸人民与民族同质性的恳愿和志向。
陈映真固然试图补正陈昭瑛的论文在学理上的部分疏漏之处，却还是要特别对陈昭瑛的反“台独”斗争表示自己的敬意。陈映真写道：
我不能不由衷地对陈昭瑛表示感谢。不仅仅感谢她对我的一些足以自诫的缺点所做的批评，还要感谢她对于我这一代人没有做好，失职失责，以至“台独论”猖狂，民族团结的展望受挫之时，在台大那样一个民族分离派占统治地位的学园，一个人挺身而出，理论和风格上都较好地提出了“台独”批判，很好地继承了台湾历史上光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当然，这感谢之情，含着一份对自己的羞惭与自责。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7）
其实，不必羞惭，也勿需自责、陈映真展开的新一轮斗争证明，他和他的《人间》派的战友们，仍然是反对思想文化界“台独”逆流的中流砥柱。
这使人想起来，1988年1月3日的《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陈映真发表的《一九九八台湾文化新貌》一文。那是一篇预测10年以后的文章。陈映真曾经预测，那以后的十年，“在两岸文化交互影响下，大陆文学、艺术、文化和学术，将对台湾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年轻台湾文学、艺术和知识界的省思——再创造的运动。”“一九五○年，在‘冷战——民族分裂’的结构中与全面受到美日文化支配的台湾文化，重新编入中国近现代文化圈。因此台湾分离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在一九九八年顷，应趋于弱化。”这实在又是太善良的一种愿望。现在，陈映真看到了“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他愤怒了，决心团结战友，组织火力，投入反“台独”的战斗了。
这时，除了陈昭瑛，从1994年起，在台湾，也有年轻的学者开始对“台独”派的论述霸权提出了挑战。比如《岛屿边缘》杂志的陈光兴，就在1994年7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7期上发表了《帝国之根：次帝国与国族国家的文化想象》一文，针对杨照在1994年3月2—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从中国边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历史》一文，评判了杨照的“南进论”，并进一步提出台湾资本主义“南进”的“次帝国主义的性质”。又比如，1994年12月，同季刊社举办了创社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中，就出现了针对性强烈的批判“台独”派政治、经济、文学论述的论文多篇。对此，陈映真说：“敏锐的人们预感到一场论战的风雨欲来，引人关切。”
陈映真新创办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在1998年冬季，就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组织刊发了一个专题《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包括四篇论文，即：
施淑的《想像乡土•；想像族群》；
林载爵的《本土之前的乡土》；
申正浩的《回顾之前•；再思之后》；
曾健民的《民众的与民族的》。
此外，《丛刊》还发表了“文献”——陈正醍的《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田中宏的《与台湾乡土遇合时的种种》，高信疆的《探索与回顾》。两份座谈会的记录：《艰难的路，我们一道走来……》、《情义与文学把一代作家联系在一起》。《丛刊》上另外还发表了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是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一篇是陈映真署名石家驹的《一时代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原来，1997年10月19日，以曾健民任会长的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台北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乡土文学论争20周年。除了前述施淑等4篇论文，还有亭、黄琪椿、吕正惠、陈映真等人的4篇论文。同时，由当局文建会出钱，春风基金会出面主办了另一场研讨会。会上，陈芳明抛出了《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一文，王拓也抛出了《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曾健民、陈映真就是分别对陈芳明、王拓的文章展开批判的。
这又是一次对峙，又是一场论战。
施淑等人的论文，重在从20年前的论争历史回顾中指出“乡土文学转移本土文学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祖国”的认同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
两份座谈会的纪录，意义是在于，当年参加论争的战友们，陈映真、毛铸伦、周玉山、高准、吴福成、施善继、钱江潮、黄春明、陈鼓应、尉天骢、詹彻、王晓波等人，通过回顾历史，畅叙友情，更加坚定了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