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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庄子已经有所知；另一方面却又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又承认了自己不知道庄子。这样，由于自己也违反了在一个论辩过程中，不能对一个论题（话题）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律要求，使得惠施自己也陷入了自相矛盾。其次，从认识论角度讲，惠施错误地把本来属于同一物类的“子”与“我”（可以相知）混同于不属于同一物类的“子”与“鱼”（不可以相知），从而也混淆了话题，使自己也陷入了不可知论。
在最后一轮论辩中，庄子继续玩弄诡辩。他反驳惠施说，你曾经说“汝安知鱼乐”，表明你已经认为我知道了鱼之乐，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安知”）。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是在濠梁之上知道的。这是一种“循辞”，是庄子故意转移话题，并且偷换概念，歪曲了惠施的原意。按“安”字在古汉语中，作为代词使用时，有两种含义，一是“哪里”，一是“怎么”。均表示疑问。如《诗？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处的“安”指“哪里”；《荀子？解蔽》：“彼愚者之定物，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此处的“安”指“怎么”。在“濠梁之辩”中，惠施所说的“汝安知鱼乐”是一句反问句，意谓“你怎么知道鱼乐呢？”但庄子显然利用了“安”的这种语义上的歧义性，似乎漫不经心地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将惠施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乐”偷换成“你从哪里知道鱼乐”。亦即将惠施所说的“安知”的“安”（怎么）偷换成“安”（哪里）。把所问的问题疑问偷换成了地点疑问。于是，原来惠施的反问句似乎包含了肯定庄子知道鱼之乐的肯定句了。庄子自然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我知之濠上也”。在这里，庄子的诡辩违反了在一个论辩过程中“使用概念必须同一”的同一律要求。
应该说，这种曲解式的“偷梁换柱”还具有一些“说理”的成分。相比之下，如今的一些“偷梁换柱”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胡搅蛮缠”了：
“你们家能不能深更半夜不打麻将？吵得人睡不着觉。”
“你们家孩子能不能深更半夜不哭？也吵得人睡不着觉。还有你们家厕所的水管流水声老大，你们家能不能把厕所关上？”
这种诡辩，不仅是缺乏社会公德的表现，不仅是违反逻辑要求的表现，同时还是一种“诉诸恶”的表现了。
● 牵强附会“论据与论题不相干”的“推不出”诡辩
“牵强附会”是指，把不相干的事物强联系到一块。在诡辩手法上，它是一种“论据与论题不相干”的“推不出”。
所谓“论据与论题不相干”是指，在一个论证中，理由尽管是真实的，但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有个宋国人叫澄子。一天他丢了一件黑棉袄，于是便上街去寻找。看见有位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袄，于是他便揪住不放，说：“今天我丢了一件黑棉衣。”那位妇女惊讶地说：“你虽然丢了一件黑棉衣，但我这件黑棉衣的确是我自己做的呀。” 澄子说：“你还不赶快把这件黑棉衣还给我？我丢的黑棉衣是绸子做的，你这件是布做的，拿布做的当绸子做的，还不便宜你了？”
“因为我丢了一件黑棉袄，所以你这件黑棉袄就是我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因为什么就如何”的“因果”联系，而这种杜撰出来的因果联系，恰是“论据与论题不相干”。
如前所述，所有的论证都是由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部分组成的。论题是论证中它的真实性或虚假性需要确定的判断；论据是用来确定论题的真实性或虚假性的已知为真的判断，它是一个论证的根据；论证方式是论题与论据之间的联系方式。一个完整的论证，不仅要有论题和论据，而且论题和论据之间还必须要有逻辑联系，这样才能以真实的论据确定论题的真或假。而这些正是充足理由律的基本内容和逻辑要求：在论证过程中，任何一个论断被确定为真的，必须要具有充足理由；理由必须真实，理由与推断之间要有必然的联系。违反充足理由律的这两条要求，就要犯“虚假理由”的错误和“推不出”的错误。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论证过程中，论据与论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论据不是论题成立的充足理由，自然也就不能从论据推出或证明论题了。又由于任何一个论证，都是推理形式的综合运用，因此，所谓论题和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就是指论证必须符合各种推理形式的逻辑规则。
上述的这种“因为什么就如何”的“论据与论题不相干”，表现在人们的沟通交际中，实际上就是以非论证的表述来取代论证，但这种表述与论证毫不相干，这属于“不相干谬误”。这是最常见的语用谬误。如果是故意以非论证的形式取代沟通语境中应具有的论证，则就是诡辩了。
战国时期楚国的宋玉曾写有一篇《登徒子好色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处于后宫。”
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
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
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上，无说则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又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宋玉的这种“因为什么就如何”的“因果”联系，显然是诡辩者“挤牙膏皮”式的杰作。
因为，在他的论证中，如果从他视“增之一分太肥，减之一分太瘦”的美色而不见，还可以勉强推出他“不好色”的结论；但是，尽管登徒子与其“蓬头挛耳，齞唇历齿”，又瘸又拐，还满身疮疥的妻子共生有五个孩子的陈述是真实的，可这与登徒子“好色”的结论之间却毫无任何逻辑联系。宋玉把这种真实的论据和诡辩的论题强捏在一块，是基于如下的因果句：
因为不弃丑妻，所以就是好色。
我们可以将其还原为一个假言推理的形式：
如果不弃丑妻，那么就是好色。不弃丑妻，所以好色。
显然，这个假言推理的大前提的因果联系是不成立的。宋玉想当然地捏造了这种“因为什么就如何”的因果关系，其诡辩手法昭然若揭。
按现实的表现，与那些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人相比，与其说登徒子“好色”，毋宁说登徒子是模范婚姻的表率。
这种“牵强附会”的“因为什么就如何”诡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报载某贪官为自己被黑社会腐化的行为辩解：“被黑社会腐化实属无奈”。理由是，“因为大权在握，所以身不由己”。
某贪官收受贿赂，东窗事发。检察机关经过仔细调查，终于弄清楚了贪官的受贿金额。但贪官拒不承认，并愤愤地说：“不错，别人是送了我50万元，但都是假币，应视为无效货币，所以不能说我受贿。”
因为大权在握，所以身不由己？因为接受的是假币，所以就不是受贿？这种刺耳的声音，倒应了黑格尔的一句评价：“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都可以为它的腐败说出好的理由。”＇36＇
如果说这些“牵强附会”的诡辩让人好笑的话，那么下述的“牵强附会”诡辩就让人愤慨了。
据报载，武汉有个人为制止歹徒盗窃某商店而被刺身亡，后被追授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英雄的壮举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但当英雄的妻子将这家商店告上法庭，索赔安葬费、子女抚养费、精神损失费时，非议就来了：“见义勇为是一种崇高的行为，不能让金钱来玷污。”
又据报载，有个人勇救落水儿童而牺牲，被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当其家属向对烈士的死负有责任的单位提出民事赔偿时，该单位却声称“烈士家属无权要求民事赔偿”。
英雄的名号可以永存，但英雄的名号却永远不是货币。英雄家属的“开门七件事”，仍然需要最现实的经济补偿。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