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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后，他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因直言反对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而被扣上右派帽子，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1962年“摘帽”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两项“雄心壮志”：一是根据意大利原文，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翻译《神曲》；二是创作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柳宗元为主角，力图包容唐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全貌。据谢蔚英回忆，他还打算翻译《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
这个阶段本该是令人向往的。吴兴华自己曾说过：“闭上眼睛，仿佛就到了唐朝，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自己置身其中。”然而命运总是嘲弄天才，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吴兴华感到深刻的恐惧。为了怕人说“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他亲手烧毁了书稿。
谢蔚英当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节吴兴华翻译的《神曲》，如今被收入诗文集。“白昼正渐渐消逝，昏暗的影子／解除了大地上面一切生物／辛劳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准备着应付双重战斗的任务／……我随着他走的方向／踏上一条艰涩荒凉的小道。”
“文革”初期的暴虐，张芝联称“以下的悲剧不忍着笔”，他宁愿借吴兴华翻译过的《神曲》，视之为“炼狱”和“解脱”。这是对亡友的凭吊，也是对自己的慰藉，而事实却惊心动魄。
1966年8月的一天，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勒令“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劳动中他体力不支，又被红卫兵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次日凌晨，壮志未酬的天才离开人世，年仅45岁。
从此，吴兴华的名，只字不见于文学史、学术史、翻译史……在几乎整个当代史中，他被彻底地遗忘了。偶尔是很偶尔地，一些人会发现二，从他的名字。参加朗诵会的一位英语系大三学生说，自己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大图书馆借的一本古旧的《古希腊修辞学》后面，借书卡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写着“吴兴华”。
马约翰：体育亦有名家
马约翰（1883－1966）福建厦门人，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享有极高声望的体育活动家、教育家。
马约翰是一个异类。他因为体育而被奉为“名家”，和国学大师、科学巨擘们相提并论；他因为体育而成为一所大学的标志性人物―――走进清华园，室内外公共场所共有十二座雕像，和马约翰同享此等尊崇的，是梅贻琦
校长、蒋南翔校长，是朱自清教授、闻一多教授，是叶企孙教授、梁思成教授……
研究者论及上世纪30年代清华之盛，往往从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推延开去，罗列诸如陈寅恪、熊庆来等文理各科的一代名家，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便是马约翰。
上世纪50年代，清华校长蒋南翔曾说过，清华于1911年建校，马约翰1914年到清华，服务清华的历史差不多同清华的校史同样悠久。“所有在清华上过学的学生，差不多统统受过马先生的热心教诲”。
热心教诲通常是这样的：“Boy，太瘦了，这样太不行了，要好好锻炼。”学生们回忆，马约翰在体育课上有一股劲，瞪大眼睛，双手攥拳在胸前挥动，号召大家“要动！动！动！”往往说得学生热血沸腾。
晚年的梁思成常笑着对后辈说：“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当年可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马约翰曾教过学生许多有趣而又奇怪的运动，比如“拖尸”。除夕之夜，二年级的学生深夜闯进新生宿舍“拜年”，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四个老生抓住一个新生的四肢，甩来甩去，并且数着数，一直数到十几下，才把可怜的新生扔回床上。
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认为体育不过是蹦蹦跳跳、打打闹闹，大、中、小学都一样，都是哄着学生玩，没有设教学职称的必要，因而下令免去马约翰的教授职称，把体育教师统统改称训练员。许多人为这位清华元老忿忿不平，他却说：“降职有什么关系，我教体育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为的是教育青年人锻炼身体。假如不让我教体育，那我倒真要和他干一场了。”
1929年，华北足球比赛大会在天津举行，马约翰率清华大学队出征，荣获冠军。球队返校时，全校师生夹道欢迎，抬着马约翰和队员走进校门。这样一来，校长不得不恢复了他的教授职称。
马约翰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曾是赛跑冠军，关于他当时的风采，有过这样的传说：那时还是清朝，男人脑后留辫子，马约翰能把辫子跑成水平！这让很多孩子津津乐道，他们心目中的马约翰，俨然是评书中所谓的“大侠”。
70岁时，马约翰给北京医学院作报告，一个箭步跃上讲台，身手矫健不输当年。1958年他76岁高龄，与清华大学一位中年教师搭档，获得北京市网球比赛男子双打冠军，并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据称，直到临去世的84岁时，他还能做13个俯卧撑。
作为体育教授，马约翰对学生的指导时常别开生面。曾有学生因为神经衰弱来向他诉苦，他冲着学生的肚子就是一拳，那学生急了，他却笑了：“你说你神经衰弱，看你的紧张样子！”然后他带那个学生到球场上，让他去把别人正在比赛的篮球抢下来，和别人一起打，并且鼓励他：“你看，你神经不但没毛病，还挺不坏呢！”到了晚上，那个学生洗完澡，来找马约翰，高兴地说：“现在我精神好极了，好像没病了。”
马约翰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一位老法学家在一次论坛上，看着台下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脱口而出：“Boys and girls，good evening！”他解释说，自己55年前在清华大学时，每当上体育课，总有一位慈祥长者像这样用英语问候大家，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今天他自己看到这么多充满活力的面孔，也就情不自禁地说了当年马约翰教授说过的话。
曹靖华：苏联文学和那个年代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散文家，“五四”以来中国译介苏联文学的前驱者，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
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苏联文学寄托、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爱与恨、青春与梦想。那些伟大的抱负、坚强的个性和敏感的灵魂，通通在译成中文的俄文字句里找到过共鸣。
对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问一句，还记得《铁流》、《虹》、《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吗？对于他们的子孙辈，问一句，这些小说可曾读过？
对于父与子不同年代的人，同问一句，那个和绥拉菲摩维奇、瓦西列夫斯卡娅、拉甫列涅夫、阿·托尔斯泰、卡达耶夫，以及整个苏联文学相连的中国名字，可曾记得？可曾知道？
一个年代结束，一种文学淡出，一个国家消失，一个名字飘落———曹靖华，一如他自己的散文《飞花集》。
一位研究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过一本1931年由曹靖华翻译、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编校并自费印刷的初版《铁流》。这个版本仅印了1000册，当时又是禁书，能保存下来，弥足珍贵。
书的内封上，写着6个钢笔字“心爱的书之三”，落款“冯凭”。其后的两张扉页上，有一段同样字迹的“写在《铁流》前面”：《铁流》一出版，就“受着广大群众的热爱”。他也买了一本，两年间，此书跟着他“在日机的炮火下逃过难”，他却一直未曾认真阅读。1934年，国民党颁布禁书条例和禁书单，《铁流》被“明令禁止”，这反而促使他认真地读起此书来，结果发现这“绝非凡品”，而是“明珠”，是“有着绝大意义的一本书”。阅读中，这本书却被人拿走了，于是他“好似丢掉了恋人一般，终日念念不忘，大有废寝忘餐之概了”。后来，此书经过一番周折又回到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