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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血-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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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后,温体仁又把矛头对准与复社关系密切的东林巨子钱谦益。早在崇祯二年在会推阁臣侯选人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勾结,借口科场舞弊案,使得钱谦益“夺官闲住”,回到了家乡常熟县。钱谦益在家乡“闲住”了七年,温体仁仍不放过他。用卑劣的手法收买常熟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在乡里作恶多端,企图置他于死地。这个张汉儒不愧师爷出身,告御状的状子写得过分厉害。《虞阳说苑》中收录了这份状子,一共开列五十八条无中生有的罪状,比如侵占地方钱粮,勒索地方大户,强占官地营造市房,霸占湖面强要渔民缴纳常把它与文坛领袖相联系,不免令人生疑。这种诬方的手法也太拙劣了。当时的钱谦益被温体仁整得狼狈不堪,罢官乡居,那里还有什么权力,可以“把持朝政”、“操生杀之权”?这个张汉儒,钱谦益自撰的《丁丑狱志》称为“奸人”,《明史》称为“常熟奸民”,然而决没有胆量向钱谦益叫板,他背后一定有后台——当时人们纷纷这样猜测。这个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文秉《烈皇小识》、王夫之《永历实讦》都证实了这点,《明史·瞿式■传》说得最为清楚:“常熟直民张汉儒希(温)体仁指,讦(钱)谦益、(瞿)式■贪肆不法,(温)体仁之主,下法司逮治。”如此看来,钱谦益自撰《丁丑狱志》所说是可信的:“乌程(温体仁)以阁讼逐余,既大拜(引者按:指温体仁升任内阁首辅),未尝顶刻忘杀余也。邑子陈履谦负罪逃入长安(北京),召奸人张汉段、王藩与谋曰:‘杀钱(谦益)以应乌程(温体仁)之募,富贵可立致也。’(张)汉儒遂上书告余,并及瞿给事式■。”钱谦益被捕入狱,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连上疏皇帝,为钱谦益鸣冤。钱谦益自己在狱中也接连上了两道奏疏,在为自己声辩的同时,揭露温体仁幕后操纵的蛛丝马迹。他写道:“(温)体仁攘居揆席,虑臣姓字尚在人口,死灰或至复燃,显示风指,阴设陷井必欲杀臣而后已。”然而他的声辩得不到回音,心境低沉,在狱中写了三十首诗,借以排遣内心的抑郁,其中之一吟咏道:    
    支撑剑舌与枪唇,    
    坐卧风轮又火轮。    
    不作中山长醉客,    
    除非绛市再苏人。    
    赭衣苴履非吾病,    
    厚地高天剩此身。    
    老去头衔更何有?    
    从今只合号罢民。    
    在当时形势下,钱谦益有自知之明,凭他一人之力,要想翻案,难乎其难,不得不托人情、通路子。他先是托他的座师孙承宗之子求援于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这是因为,他曾经为前任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碑文,而曹化淳出于王安门下,彼此之间有一点交情。曹化淳为人还算正派,得知钱谦益的冤情后,决心尽力营救。而后,钱谦益又托密友冯舒求援于冯铨。冯舒结连三天拜访,都见不到冯铨,第四天二更时分才得以会晤。冯舒刚要开口,冯铨就直截了当地说:“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己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    
    事情的转机果然出现了。温体仁得知曹化淳在插手此事,指使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的匿名揭帖,义要王藩出面自首,诬陷钱谦益出银四万两求助于曹化淳。这一下弄巧成拙,激怒了曹化淳,当即主动向皇帝请求清查此案。这样曹化淳有了奉旨清查的名义,可以无所顾忌的大力追查,终于查清陈履谦父子的罪行,把他们逮入东厂。他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一起,突击审讯。陈履谦招供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以及他们父子二人如何捏造“款曹击温”揭帖等情节,并且招供,所有这些都是温体仁“一手握定”。    
    皇帝获悉这一审讯结果,猛然省悟:“体仁有党!”他先前之所以宠信温体仁,就是因为他在朝廷中“无党”,现在看来远非如此,结党营私是他最深恶痛绝的。于是痛下决心,除掉眷顾了八年的宠臣。    
    此时的温体仁正在沾沾自喜,在由他拟旨逮捕钱谦益、瞿式耜之后,以为胜券在握,义一如往常那样,每每欲兴大狱之时,必定称病休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到大局已定,才谎称病愈复出,造成他与此案无关的假象。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假意显示清白,向皇帝“引疾乞休”。    
    皇帝对温体仁结党营私有所察觉,决心除掉温体仁。因此,当温体仁一手提拔进入内阁的张至发在温体仁的“引疾乞休”奏疏上票拟好谕旨呈进时,便毫不犹豫地提起朱笔,抹去张至发的票拟,批了三个大字:“放他去!”    
    正在湖州会馆悠然自得吃饭的温体仁,听到“放他去”的圣旨,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京城百姓得知这个消息,欢声雷动。这时正是崇祯十年六月,距温体仁崇祯二年六月入阁,虚度八年,十足七年。    
    次年,温体仁病死于家中。    
    崇祯皇帝接到讣闻,觉得有点可惜,特地下旨,赠与太傅头衔,谥号文忠。“崇祯皇帝遭温了”,竟至于如此,罢温体仁的官,只是由于他“有党”,并不怀疑他的“朴忠”,所以死后还要追谥“文忠公”。无怪乎明朝的遗老遗少要慨乎言之,对于温体仁这样的奸臣,皇帝始终以为他是忠臣,不亡国才怪呢!


袁崇焕与毛文龙毛文龙的功过是非(1)

    毛文龙何许人也?一般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    
    确实,毛文龙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犹如跑龙套般地一闪而过,没有给人留下甚么印象,彷佛辽东上空滑过的一颗流星,迅即消逝。不过他本人倒并非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而是明朝止式任命的驻守鸭绿江口战略要地的东江总兵,在明朝和后金(清)、朝鲜的边界地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崇祯二年他死在督师人人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由于袁崇焕的赫赫威名与耀眼光环的笼罩,毛文龙黯然失色,甚至模糊了原来的本真面目。到了历史学家笔下,毛文龙的功过是非到底应该怎样评说,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早在20世界40年代就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筚路蓝缕,从漫无头绪的史料中探幽索微,清理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人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界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以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千化贞,成为标下游击。后金(清)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清)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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