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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美丽的容貌，婀娜的身段，能歌善舞的天赋，使她在文工团里如鱼得水。她不仅很快成了文工团的台柱子，并且很快成了众多男性倾慕的对象。
1950年10月25日，文工团员吴丹与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一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那是一段旋律激昂的岁月，她也面临过生死考验。不过，她毕竟不是前线将士，无须时时刻刻去面对死神，也没有经历过上甘岭般的艰险困苦。紧张的日子甚至不乏浪漫，也有陪首长翩翩起舞的节日与夜晚。就在那里，她遇见了她的白马王子——才华横溢，仪表堂堂的乔潞霖，昔日燕京大学的高才生、学生地下党负责人，今日的兵团作战参谋、如日中天的青年干部。
回国后，他们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家。大女儿降生后，她觉得她已经享有了一个女人所能享有的全部幸福。
但是一夜之间一切都翻了一个个。丈夫一夜之间就成了右派，人民的敌人。而她自己，因为划不清界线，也被开除了党籍。
已经记不起那一段日子是怎样过来的：丈夫因拒不认错被划为极右分子，押送劳改农场，第二个女儿恰恰又在那个时候来到人世。如果没有梅姐，也许她就熬不过去。
二女儿乔君满一岁时，她如原先所约将孩子送给了丈夫的老战友杜见峰。杜见峰是丈夫在战场上的生死之交，因妻子患不育症结婚多年无子，每每到乔家，夫妻二人抱住乔匀就不愿撒手。那时丈夫对他们说，老二若是女儿，就送与他们为女，其实这也是丈夫与她早就暗中商定的。杜见峰是个豪爽的山东汉子，当即与丈夫击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事情就在两个男子汉的哈哈大笑中约定下来。
她到丈夫的劳改农场探过两次亲，丈夫的身体尚好，精神不错，让她稍有安慰。令她痛断肝肠的消息来自三女儿乔安出生半年之后：丈夫因救一个落水的孩子身亡。
那一天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她冒雪恍恍惚惚走到护城河边，缓缓流动的河水对她的诱惑是那样的强烈。河水中，她看到了丈夫含笑的朗朗星眼，看到了母亲含泪的痛楚目光。天下的水终归会汇集一处，她从这里走下去，就能再见丈夫，再见母亲。
是梅姐把她追回去的。梅姐追到这里，手里就拿着这条大围巾。“想想孩子，想想孩子，”她把围巾给她围到头上，泪流满面，“你有三个孩子呀，你不能让孩子她爸在天上还揪着心。”
之后她就离开了京城，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做了一个小学教员。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中的女主人公瓦尔瓦拉原是她崇拜的偶像，她想离开所有的喧闹与纷争，静静地教书育人了此一生。
但是她不知道，狞笑的命运还要给她更重的一击。在千里跋涉中途转车的时候，大女儿乔匀突然丢失了。任她发疯似的寻找，匀匀就这样消失了。
在梅姐的百般照料下，她又活转了过来。对于痛苦她已经麻木。奇怪的是她能安静地备课，安静地去教孩子们。也许孩子丢失对于孩子并不是坏事，也许孩子会有更好的人生，世事谁又知道呢？一次偶然，她走进了县郊的一座山里寺庙，从此她皈依佛门。佛学教理使她冰冷板结的心有所活泛，她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她这一生注定是一场大悲之剧。在她靠梅姐的支持熬过失女之痛，又撑过了随后铺天盖地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她却得了这样的病。她知道，这一病倒，她是再也起不来了，她将追随丈夫而去。但是留下这么小的女儿，留下这么小的女儿可怎么办？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滴落到那条黑色缀花开司米围巾的上面。抚着围巾，她想起了一句曾听母亲喃喃当时不解其意却印象深刻的话：“家族的诅咒。”
“家族的诅咒。”她喃喃道。
第一部分这大变动的年代
9月里的一场大雾。周围的景物如雾里看花。乔安站在公共汽车站台上，挎包斜挎着抱在身前，身体像蓄劲待发的箭。每天早上上班就是一场战斗，在汽车进站开门的一刹那，车上的人往下挤，车下的人往上拥；人们奋不顾身地挤进那扇小门，而车厢里面，是一盒满满当当的沙丁鱼罐头。“这多像人生哪，”乔安想，“自己往前挤的时候，总是不管不顾地推开他人，尤其是在这大变动的年代。”
她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屈指算来，大学毕业已经四年。这四年，在中国是一个骤然的大变革的开始。
一场噩梦醒来，打开门户看世界，这世界哪里是认识的世界！震天响界喊了几十年，要解放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回头一看，这劳苦大众原来就是自己。专心致志地自己折腾自己的时候，别人在飞速地发展科技发展经济，现在一看，却原来还有这样无微不至的物质享受，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五光十色。
旧的像肥皂泡般噼噼啪啪地破灭，新的如合成的细胞还不能马上成型。尽管是一场不动刀枪的变革，但是，变化是如此地骤然彻底和全面：道德观念，思想方法，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怕也是史无前例。像一块干透的海绵吸收水分，人们是如此贪婪地扑向那生活中原应享有的一切。
改革的浪潮无处不在。
乔安却一如既往地保持她忧郁的形象。“干什么那么张扬呢？”她对杜鹃说，“现在改革的主要举动在农村，不过就是给农民自由了，让农民自由地种地了，只此一举，中国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想一想，难道当权者最应该做的不是更深层地反思，而是马上又热情讴歌吗？”
“有时候我很惭愧，”她对杜鹃说，“你知道冯末末吧，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挺要好的。她总是充满热情地要同我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讨论思想解放，讨论伤痕小说讨论风头正劲的小说家；她还拉我去北大听专题讲演。照理说，我们干这一行的思想应当敏锐，可是不瞒你说，我只是为了不太露怯才关注一下这些东西，我提不起兴趣，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还曾认真地去看些马列的原著。在大学的时候，对社会上的信息和动向也兴致盎然。现在，徒然地在别人的前卫和激进面前自惭形秽，心里却是空空如也。”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更需求的东西，你太孤独了，安安。”
他和她的相识就在这个大雾天，在这个拥挤如沙丁鱼罐头的车厢里。
她站在车厢的最后面。如果是站在里面，不管多么挤，总是贴在人的身上，难受便难受了，却不像现在这般，拥挤的人群传过来的力，要由她来传递到后面并不平面的车壁上。她被挤得弯曲了身子，双手死死地撑住后面的车窗玻璃。她发出了呻吟。而这时候，她突然发觉拥来的力减轻了，她赶紧直起了身子。这个时候，她看到了他，他正在用他的身子为她使劲扛着后面的拥挤。虽然因用力而满脸涨得通红，但是，他却对她微笑了一下。她也对他感激地一笑。
在同一个车站下的车。“你不认识我了吗？”他问。依稀见过。但是，她想不起来，他的长相太普通。“在胡景云阿姨家啊。”是的，她想起来了，他们见过一面，在胡阿姨家，他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是胡阿姨儿子李霁的同事。“真不好意思，我这个人记性不好。不过那天我们刚进来不久你们就出去了。”
第一部分深藏着嫁不出去的恐惧
他叫龚坤宇。他健谈，自来熟，这使她感觉轻松。她只有在很熟识的朋友面前才能谈笑自如。她对他有了兴趣。她觉得，他的知识面广，对许多问题有见地，但是，他似乎太在意别人对他的印象，很希望别人马上就认同他，赞许他，这就让人觉得他有些刻意甚至做作。他们没有再转车，他陪她一直走到单位跟前，他说，他就到这附近办事。分手的时候，他们都很愉快。
“末末，我来。”一走进办公室，就看见冯末末提着暖水瓶要去打水，她笑吟吟地从她手里接过暖水瓶。“乔安，最近眼神都不一样了，有什么喜事说出来大家分享分享嘛。”末末同她打趣。
“真有这样的变化吗？”她出神地看着水从水龙头灌进瓶口，“但是最近，心里确实踏实安宁，似乎是有所倚靠的感觉，怎么会这样的呢？”
李霁在她与龚坤宇邂逅的第二天就找到了她：“安子，有人瞧上你了。”他似真似假，似笑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