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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批判的精神。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是指批评主体应与批评客体保持一种超越性的关系，批评应有能力对客体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不应该是一种依附或仰视的关系，而应持一种平视甚或俯视的关系。也就是说，批评家应有超越于批评对象的识见与眼光，应敢于提出问题，应有对不良的文学现象做出诊断与批判的勇气，既不为贤者讳，也不屈从于外在的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批评家独立健全的批评人格和批评良知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该说，在九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中，批判精神的匮乏是较为普遍的。一大批水平线下的“主流”文学作品的流行甚或“经典化”，一大批三流或末流作家携带着业余水平的文本在文坛上的风生水起，以及诸多不良文学现象的大量蔓延，都可以说是这种批判精神匮乏的佐证。虽然，我们也一直能听到各种批判的声音，比如对茅盾文学奖等权威文学评奖的质疑、对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批判、对先锋文学的反思、对中国作家人格与精神困境的解剖、对二十世纪文学经典的重评等都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批评家的批判精神。然而这并不能掩盖整体文学批评力量日益“疲软”的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九十年代的许多文学批判还有“变味”甚至“媚俗”之嫌。比如，王朔对鲁迅、金庸、老舍的批判，吴炫等人的《十作家批判书》，葛红兵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等虽然也不乏批判精神的火花，但总体上难免给人一种哗众取宠的印象或商业炒作的气息。这无疑是与文学批评真正的批判精神相距甚远的。因为，说到底，批判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它是建筑在清明的理性、扎实的研究、严谨的逻辑和周密的论证基础上的，不是靠故意的“逆向思维”，或不负责任的故作惊人之论就可以达到的。四是实证的精神。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实证”无疑应是一种基本的学术要求。从批评的发生学来说，批评总是针对具体批评对象的批评，它理应与具体的批评对象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否则，批评的合法性根基就会发生动摇。而如果上升到精神的高度，“实证”实际上是对批评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品格的维护，它集中体现为对“一切从文本出发，一切从对象出发”的批评理念与批评立场的坚守。而崇尚有感而发、言之有据，反对信口开河、空发议论，则是实证精神的必然要求。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虽然那些坚持并彰显“实证”品格的批评家们仍在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批评工作，但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说，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实证精神的缺乏正是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一个致命的问题。这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得到证明：一是在批评实践中不认真研读作品甚至根本不读作品即发表评论的现象非常普遍。批评家阅读量之低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一方面作家、作品数量在猛涨，一方面却是批评家阅读量在锐减，这之间的反差与矛盾确实发人深思。有的批评文章，好从宏观入手，大处着眼，进行文学“形势”的概括或预测；有的批评家只了解一下文本的故事梗概就可信笔写出几千字乃至万把字的评论；有的批评家没有对当前文坛的基本阅读积累，而只是追踪“时尚性”文本，导致批评文字常常随波逐流并丧失了个人起码的审美判断和审美原则。二是在批评实践中从理论到理论、“以玄说玄”、“以空对空”的现象比较突出。文学批评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新的批评方法的不断引进，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事实上，任何无视或否认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对九十年代文学批评巨大推动作用的论点都是不公正的，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我们看到，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一大批新的文学理论、新的批评话语不仅丰富和扩大了文学批评的语汇，呈现了文学批评新的可能性，而且在与批评对象的契合上也更自然、更有说服力了。比如陈晓明等以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先锋小说的研究、王一川等以叙述学理论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就是这方面颇为成功的例子。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同样突出。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