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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叽是多么丑陋的颜色。”列宁娜说，表达了她从睡眠教育获得的阶级偏见。
杭斯洛感官片摄制厂占地七公顷半，附近有一支穿黑色咔叽制服的劳动者队伍正为西大路重新铺设玻璃而忙碌。他俩飞过时，一个流动坩埚刚好打开，熔化的玻璃发出刺目的强光滚滚流向路面。石棉压路机碾来碾去，绝缘洒水车后蒸腾起一片白雾。
市冷特福的电视机公司工厂简直像一个小市镇。
“他们准是在换班。”列宁娜说。
淡绿色的伽玛姑娘和黑衣的半白痴们像蚜虫和蚂蚁一样在门口挤来挤去，有的在排队，准备上单轨电车。人群之间走来走去的是桑葚色的比塔减。主楼顶上直升机或升或降，一片繁忙景象。
“说心里话，”列宁娜说，“我幸好不是个伽玛。”
十分钟后他们已来到斯托克波吉，玩起了第一局障碍高尔夫。
伯纳匆匆走过屋顶，眼睛大体望着地下，偶然见了人也立即悄悄躲开。他像是被敌人追捕，却不愿意看见追捕者，因为怕他们的样子比预想的更可怕。这就把他自己弄得更为内疚，更加无可奈何的孤独。
哪个可怕的本尼托·胡佛户可那人的用心原本是好的。这就使他的处境更糟糕。用心良好的人跟居心不良的人做法竟然完全一样。就连列宁娜也让他痛苦。他记得那几星期畏怯犹豫的日子，那时他曾经希冀、渴望有勇气问问她，却又失望了。他有勇气面对遭到轻蔑拒绝的羞辱吗？可她如果竟然同意了，他又会狂喜到什么程度！好了，她现在已经对他明白表态了，可他仍然难受——因为她居然认为那天下午最好是用来打障碍高尔夫，而且跟亨利·福斯特一溜烟跑掉了。他不愿在公开场合谈他俩之间最秘密的私事，她居然觉得好笑。总之，他难受，因为她的行为只像个健康的、有道德的英格兰姑娘，毫无其他独特的与众不同之处。
他打开自己的机库，叫来两个闲逛着的德尔塔减随从把他的飞机推到屋顶上去。机库的管理员是同一组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多生子，一模一样地矮小、熏黑、狰狞。伯纳像一个对自己的优越性不太有把握的人一样发出命令，口气尖利，带几分傲慢，甚至有些气势汹汹。伯纳对跟种姓低的人打交道有非常痛苦的经验。因为木管原因何在，伯纳的身体并不比一般的伽玛好。关于他代血剂里的酒精的流言大有可能是实有其事，因为意外总是会发生的。他的个子比标准阿尔法矮了八公分，身体也相应单薄了许多。跟下级成员的接触总痛苦地让他想起自己这种身体缺陷。“我是我，却希望没有我。”他的自我意识很强烈，很痛苦。每一次他发现自己平视着，而不是俯视着一个德尔塔的脸时便不禁感到受了侮辱。那家伙会不会以对待我的种姓应有的尊重对待我？那问题叫他日夜不安，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伽玛们、德尔塔们和爱扑塞隆们经过一定程度的条件设置，总是把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和个子的大小挂钩的。实际上由于睡眠教育，有利于大个子的偏见普遍存在。因此他追求的女人嘲笑他；跟他同级的男人拿他恶作剧。种种嘲笑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既以局外人自居，他的行为举止也就像个局外人了。这就更加深了别人对他的偏见，加剧了他身体缺陷所引起的轻蔑和敌意，从而又反过来加深了他的局外感和孤独感。一种怕被轻视的长期畏惧使他回避他的同级人，使他在处理下级问题时产生很强烈的自尊意识。他多么妒忌亨利·福斯特和本尼托·胡佛呀！那些人要一个爱扑塞隆服从并不需要大喊大叫，把自己的地位看做是理所当然，他们在种性制度里如鱼得水，悠然自得，没有自我意识，对自己环境的优越和舒适也熟视无睹。
他仿佛觉得那两个随从把他的飞机推上屋顶时有点不大情愿，动作慢吞吞的。
“快点！’帕纳生气地说。有个随从瞟了他一眼。他从那双茫然的灰白的眼里觉察到的是一种畜生般的藐视吗？“快点！”他喊叫得更大声了，声音里夹着一种难听的干涩。
他上了飞机，一分钟后已向南边的河上飞去。
几个宣传局和情绪工程学院都在海军大街一幢六十层的大楼里。那楼的地下室和下面几层由伦敦的三大报纸——《每时广播》（一种供高种姓阅读的报纸）、浅绿色的《伽玛杂志》和咖啡色的绝对使用单音节字的《德尔塔镜报》的印刷厂和办公室占用。往上分别是电视宣传局、感官电影局和合成声与音乐局——一共占了二十二层。再往上是研究实验室和铺设软地毯的房间——是供录音带写作作家和合成音乐作曲家精心推敲的地方。最上面的十八层楼全部由情绪工程学院占用。
伯纳在宣传大厦楼顶降落，下了飞机。
“给下面赫姆霍尔兹·华生先生打个电话，”他命令门房的伽玛加，“通知他伯纳·马克思在屋顶上等候。”
他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
电话打来时赫姆霍尔兹华生先生正在写作。
“告诉他我立刻就来，”他说毕挂上了话筒，然后转身对秘书说，“我的东西就交给你收拾了。”他对她那明媚的微笑不予理会，仍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着话，同时站起身子，迅速来到了门边。
赫姆霍尔兹·华生先生身体壮实，深厚的胸膛，宽阔的肩头，魁梧的个子，可是行动迅速，步履矫捷而富于弹性。脖子像一根结实的圆柱，撑起一个轮廓美丽的头。深色的鬈发，五官棱角分明。的确漂亮非凡，引人注目。正如他的秘书所不疲倦地重复的：每一公分都是个阿尔法加。他的职业是情绪工程学院写作系的讲师，业余又从事教育活动，是个在职的情绪工程师。他定期为《每时广播》写稿，写感官片脚本，而且精通写口号和睡眠教育顺口溜的奥妙。
能干，他的上司对他的评价是，“也许，（说到此他们便摇摇头，含义深刻地放低了嗓门）过分能干了一点。”
是的，过分能干了一点，他们没有错。智力过高对于赫姆霍尔兹·华生所产生的后果跟生理缺陷对于伯纳·马克思所产生的后果很为相似。骨架太小肌肉太少让伯纳和他的伙伴们疏远了。从一切流行标准看来，那种疏远都是心灵所难以承受的，于是他和他们之间疏远得更厉害了。而使赫姆霍尔兹极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孤独的则是过分能干。两人共同的感觉都是孤独。可是有生理缺陷的伯纳感到孤独的痛苦已经有一辈子；而赫姆霍尔兹·华生因为意识到自己过分聪明、跟周围的人的差异却是新近的事。这位自动扶梯手球冠军，这位不知疲倦的情人（据说他四年不到就有过六百四十个不同的姑娘），这位可敬的委员、交际能手最近才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游戏、女人、社交对他只能算是第二等的好事。实际上（也是根本上）他感到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正是伯纳要来跟他讨论的问题——或者说，要来听他再谈谈的问题，因为谈话的永远是赫姆霍尔兹。
赫姆霍尔兹一跨出电梯便受到三个迷人的姑娘拦路袭击——她们刚踏出了合成声宣传局。
“哦，赫姆霍尔兹，亲爱的，晚饭时一定到老荒原来吧，跟我们一起野餐。”她们缠住他乞求道。
他摇摇头，从姑娘们中挤了出来。“不行，不行。”
“别的男人我们一个都不请。”
但就连这样动人的承诺也打不动赫姆霍尔兹。“不行，”他仍然说，“我有事。”说完便径直走掉了。姑娘们跟在他身后，直到赫姆霍尔兹上了伯纳的飞机，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才放弃了追逐。她们对他并非没有抱怨。
“这些女人！”飞机升上天空，赫姆霍尔兹说。这些女人飞时摇着脑袋，皱起眉头，“真叫人吃不消！”伯纳假惺惺表示同意，说话时倒恨不得也像赫姆霍尔兹能够有那么多姑娘，那么少烦恼。一种自我吹嘘的迫切需要突然攫住了他，“我要带列宁娜到新墨西哥州去。”他竭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
“是吗？”赫姆霍尔兹毫无兴趣地回答，稍停之后他又说了下去，“前一两周我谢绝了所有的委员会会议和所有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