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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云南 雍正四年（1726） 杨名时 科则缺；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两，每丁征2。8…6。2钱11 江苏 雍正五年（1727） 每亩摊0。011…0。629钱 以亩计难 “匠班银三千余两亦摊”。
12 安徽 雍正五年（1727） 同上 以亩计摊
13 江西 雍正五年（1727） 田赋一两摊丁银1。056钱。屯地摊0。291钱。14 湖南 雍正六年（1728） 地粮一石摊丁银0。001…8。61钱。以粮石计摊15 广西 雍正六年（1728） 田银一两摊入1。36钱。 以两计摊16 湖北 雍正七年（1729） 田银一两摊入1。296
17 山西、乾隆元年（1736年） 缺 “山西丁归地粮，自是年始，散见于赋役全书各属下。直至道光十七年渐次全摊。”
18 台湾 乾隆十二年（1747） 缺
19 贵州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亩摊丁银0。054钱有奇。 以亩计摊摊丁入地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与发展。二者的共同点是将丁税（丁役）并入土地税，不同的是摊丁入地较一条鞭法实行的范围大，条鞭法只在某些地区推行，各地情况相差很大，摊丁入地则是在全国推行。再者，摊丁入地在丁银固定之后实行，较一条鞭法彻底明确。
2摊丁入地的意义
摊丁入地是我国赋役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它的进步意义在于：
第一，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赋役合并，即人头税归并于财产阁的过程。从原则上讲，无地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再负担丁银，相对减轻了困扰，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第二，人头税并入田亩以后，使税负与负担能力挂钩，田多则赋税多，而且无论豪绅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负担，较以前均平。地丁制实行初期，遭到豪绅富户的反对，说明对他们的兼并活动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作用。
第三，纳地丁银的人，名义上不再服徭役。“官有兴作，悉出雇募”，从此，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不再按丁派役，又取消了户丁编审，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束缚相对削弱了，雇佣关系有所发展，这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
第四，将丁税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数额，既有利于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又使征收手续简便。
第五，宣布“滋生人丁，记不加赋”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人民的安居，生产的发展。有人说摊丁入地后，“保甲无藏、里户不逃亡，贫农免敲扑”。这虽是颂扬之词，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些当时的情况。
据《清实录》统计，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全国人丁数为一千九百一十三万，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增为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乾隆以后，统计方法变了，总括大小男女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为一亿四千三万多万，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又增加到三亿一百多万。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更增长到四亿一千二百多万。人口的迅速增长，摊丁入地是主要原因之一。
3摊丁入地的局限性
摊丁入地制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和欺骗性。
第一，摊丁入地是出自统治者的利益需要而推行的。当时认为“天下有贫丁无贫地”因“恐民力不齐，贫户丁钱不能时输”，才“稍均于地”。可见，清廷实行摊丁入地并不是一种“德政，只是为了财政收入的稳定，改变一下征收方式而已。人丁是活动的，作为征税对象，收入并不确定，田亩是固定的，作为征税对象，是稳定可靠的。与其在征课中逼逃贫民，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税收和封建秩序，不如利用荒地吸住流民，将丁税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数字，随着垦田额的扩大，地丁收入还会不断增加。这对统治者来讲，是一举而数利。
第二，“记不加赋”是欺骗，摊丁入地时不少地区丁银的实摊额超过了原额。比如直隶原额为四十二万零八百余两，但按户部奏准的每田赋银一两摊丁银二钱七厘多计算，则实摊四十二万一千二百二十三两，溢额四百多两。一省如此，全国溢额总数也就相当大了。摊丁入地后，地税随耕地的扩大而增加，丁银也随之“水张船高”当外国鸦片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后，银价上升，以银纳税，人民无形增加了负担。再者，由于征银时增征“耗羡”等，更是外额外的剥削。
第三，无地贫民的负担也没真正减轻。摊丁入地没有改变封建剥削关系，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正如孙中山对章太炎讲的，“兼并不塞，而言定赋，治其末而已”。无地贫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要交占产量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还要负担地主转嫁而来的各种临时加派的劳役。清政府对地主阶级向佃农转嫁地丁负担的行为，采取怂恿和公开支持的态度，公开宣称“租无所出，赋从何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明令，佃户输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
随着时间的摊移，摊丁入地逐渐失去其进步作用，而成为统治者肆意剥削人民的工具。
地丁收入地顺治时只约二千万两左右，康、雍时，便增至二千五、六百万两，乾隆至清末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
（三）田赋附加
清初名义上“记不加赋”，实际上田赋加派甚多，并日益加重。
1耗羡，也称火耗。地丁征银，银的成色不同，而上解户部要求成色有定，熔成锭银，销熔之中不无损耗。税吏为补偿损耗，就多征一些。重者数钱，轻者钱余。“迨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小民，上司苛索于州县，火耗之增日甚一日，因循瞻徇，视为应得之物，一遇公事，加派私征，皆取之民间”。耗羡成了朝廷默许的官吏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山西巡抚疏请耗羡提解存公，除留补无着亏空外，其余分给各官作养廉费和支应公费。耗羡归公后，输纳比于正供，官吏养而不廉，耗羡之外更添耗羡有增无减，人民负担逐步加重。
2平余。清代地方政府上缴正项钱粮时另给户部的部分。意即平色之余，后来由户部与地方政府瓜分。有的在耗羡内划扣。也有的另立名目加征。乾隆二年，四川巡抚硕色秦称：该省沿陋例，于火耗税羡外，每银百两，提六钱，名为平余，以充衙门杂事之用。乾隆谕内阁云：火耗之报官原以杜贪官污使之风，若耗外复听其提解，此非小民又添一交纳之项乎？一面如此，别项可知，一省如些，他省可知。可见，平余在火耗之外，虽乾隆下令革除，实际上明余暗存。乾隆三年的一则谕又说：“向来四川火耗较他省为重。……今闻该省耗银虽减，而不肖有司巧为营私之计，将戥头暗中加重，有每两至一钱余者。……倾销之银匠又从而侵渔之，则小民受剥削之累不小。川省如此，他省可知。”
3漕粮附加。漕粮是田赋的一种形式。系清政府规定由水道运往北京，供官、军食用的赋粮。清代承明代漕运之后，废民运，改为官收官兑。凡由州县直接运至京仓的，称为正兑。凡运到通州仓的，称为改兑。都另加损耗，随正粮入仓。
漕粮的加征浮收名目很多。为补损耗的加征为正耗，旗丁运粮时，勒索帮费，不给不开船，州县唯恐有误，就浮收漕粮，以资缴纳。各级官吏都要“漕规”，衙门佐理人员也要“房费”，这又形成浮收。农民交粮时，吏胥百般挑剔，或说米是次米，或说米的成色不一，要打折扣，或用脚踢量器而多收。想尽办法剥削农民。
嘉庆道光年间，各省漕粮准收折色，多以银钱完纳，当粮折银时，征收之银在粮价以上，所以漕粮由于漕逝而无形增赋。
三、徭役制度
清前期徭役混乱不均，各地制度不同，征派繁杂苛重。
1繁杂苛重
摊丁入地，赋中本已有役，人民不应再服力役，官府无可奉告调用劳力时，应给劳务报酬。但各地官府仍然无偿征调，形成差外有差的现象。如，朝中官员经过州县，或新官到任，要送筵席，铺设器用，修理房屋，喂养马匹，有的官员还要索取规礼，等等。人民既要摊役、又要摊钱。
2征派不均
清代的劳役负担，繁重而又不均，据记载，有按户出夫，折钱入官，有地十余顷者与无地者出钱相同；有按牌甲地段出钱；有按牲畜出钱，富有贿通乡长，往往以多报少，贫者照数实出，出役比富者还多。也有按地亩出，富者可以隐，贫者分厘必纠。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终岁勤劳，而为缴差钱，有拆房荡业者，有因此卖妻鬻子者，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