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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财政负担，或逃亡流徙，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以白莲都为主的农民大起义。
第二节 田赋与徭役
蒙古国建国之初，税制不备，统治者所需，全靠奴隶的从给或掠夺其他部落、其他地区的财产；军队则自备钱粮，征战时，队伍的后面跟随大批马、驼，以供给军将士的肉、乳，并随处掠掳，作为军食的补充。以后随着四方征伐的需要，到世祖忽必烈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封建赋税制度。
一、元代的田制和户籍
（一）元代的田制
元代的田地，主要分为二类，即民田、官田。民田绝大部分为地主和蒙古贵族所占有，贫民百姓占有的土地甚少，而且常有被兼并之虞；官田包括皇亲、贵戚的食邑，作为官俸补充的职田，作为学校师生禄廪的学田，赐给寺亩道观的寺田和供作军粮的屯田。屯田又有军屯、民屯之别。民田征税，官田收租。因元朝土地管理混乱，故终元之际，无完整的土地统计数字。
元朝建立以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富豪势要之家兼并细民百姓之田，诸王贵戚强占农田为牧地，致使百姓逃亡，土地抛弃。为扭转这种状况，统治者多次下诏，令豪富、诸王勿得兼并，同时下令富民减且以佃。这诏令，往往只是具文，但国家以法令形式令富民减租，这在元朝以前的史籍中是罕见的。
（二）户籍管理
元代的户籍制度十分繁杂，为历代所仅见。元朝盛时有户一千四百余万，口五千九百八十余万。统治者将全国人口按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西域各民族的统称）、汉人（原金地的汉族）、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根据职业上的区别，分为军户、站户、匠户、僧道户、儒人户、种田户等多种；根据社会地位分成官户、民户、驱丁户等；按籍户的先后分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等；按科差负担额分丝银全科户、减半课户、止纳丝户、推丝户等等。每户等的政治待遇不同，赋役负担差异很大。
（三）元朝的赋、役册籍
为了便于对户口的控制和赋役的征发，在元代，建立了一套赋役册籍。据史书记载，元至正二年的浙江海右道绍兴路余姚州就曾登记过多种册籍。“其画田之形，计其多寡以定其赋，谓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画图，谓之鱼鳞等次之图；其各都田亩，则有所谓兜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备科差，则又有所谓鼠尾册恶。”其后，至正十年秋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在浙东均役，“以一正属民履亩而书之，具其田形疆畎，立名甲乙，比次以上官，按故牍而加说核之，曰鱼鳞册，以会田；另为右契子民，使藏之，曰乌由，以立业；其征之所会，曰鼠尾册，以治役”。国家凭借这些册籍控制土地、户口，征发田赋、徭役。
（四）元代的经理之法
元代实行经理之法，旨在括隐田，增赋税。世祖之初，曾多次进行括田，履亩征税。这种括田，虽有增加田赋的意义，但以均平田赋为主。至延 元年（公元1314年）用铁木迭儿奏议，实行经理法。首先张榜，晓喻百姓，限四十天内，将其家所有田产田赋，自己向官府呈报，如有作弊的，许人告发，告发得实，或杖或流，所隐田产没官。这种经理办法，虽然清理出部分田产，增加了田赋收入，但由于期限促迫，官史贪苛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往往以无作有，虚报于官，致使民不聊生，并激出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暴动事件，后来不得不停止无作有，虚报于官，致使民不聊生，并激出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暴动事件，后来不得不停止
二、元代田赋制度的沿革
元代的田赋，有税粮，有科差。税粮行之于江北地区叫做丁税、地税，行之于江南叫夏税、秋税；科差在江北有丝料、包银、俸钞，在江南有包银和户钞。
（一）丁税、地税
丁税、地税制度始于太宗。太宗即位之初，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派官使往各地征税，当年八月定制，蒙古人以马牛羊为课征对象，有百抽一；河北汉民以户为课征对象，征赋调，每户课粟二石（后以兵食不足，增至四石）。西域人以丁为征课对象，出赋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行，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验丁”。其地税，“上田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千，水田五升”。世祖中统五年规定，僧、道、地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即旱田）亩输税三升，水田亩输税五升。至元三年规定，远离家乡到外地种田的民户（ 户）其丁税在登记户口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田而取。逃亡在河南路的散漫之户，依现居民户纳税。至此，丁税、地税之制便确立起来了。世祖至元十七年，对这个规定又加调整，于是“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七斗五升，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即每丁三石）。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丁税、地税之制渐臻完备。
（二）夏税、秋税
世祖至元年间，江南除江东、浙西等少数地区按宋旧制征夏税外，其他地区并未实行夏税、秋税之制，而唯征秋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时，曾有人建议恢复江南夏税之制，但世祖没有采纳而止。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始定江南夏税之制。当时规定：“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费七百文”。征收的办法是，根据土地肥瘠的程度，人口的多寡，取其平均数而征，折输的物品，按时价高低折算，这种制度有些地区没有按照实行。如湖广行省就没有征收夏税，而收征门摊课钞，每户一贯二钱，较夏税增钞五万锭。此税的税额，湖广为“亩取三升”。其它各地相差不会太远。后来各代，又续有提高，例如至大二年（公元1209年）曾令江南民岁收粮满五万石以上者，每石输粮二升于官。所输之粮一半入京师，以养御士，一半留本地，以备荒年。延 七年（公元1320年）又增两淮、荆湖、江南的田赋，斗加二升。
元制官田只科秋税，不征夏税。但官田租额很高，如大德十年（公元1302年）太和岭屯田，“人给地五十亩，岁输粮三十石。”相当于每亩征租六斗。
元朝征收的粮食，每年约一千二百余万石，其中又以江浙、河南两省纳粮最多，江苏浙行省纳粮有时竟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三）元朝的科差制度
元代的科差，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户钞。
1丝料。包括纳官正丝和五户丝两部分。纳官正丝（也叫系官丝）是国家取之一志，纳入国库的那部分丝料；五户丝是国家取之于民，转送给食邑诸王的那部分丝线、颜色等。丝料制度始行于太宗八年（1236年），其制，纳官正丝：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府；五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食邑于本地的诸王、勋臣，即“本位”。世祖时，重定户籍科差条例，因户等不同，科差负担也不相同，如元管户内丝银全科系官户，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每户纳丝一斤六两四线。全科系官户所纳的丝线，全部缴给国家，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所纳的丝线，将其中的一斤交给国家，其中的六两四线攒至五户满二斤时付给“本位”。由此可知，世祖时人民的丝料负担已提高一倍。至成宗大德六年，摊丝户由原来的摊丝四斤提高到五斤八两。世祖中统元年所定各户每户应纳税差如图表6…1所示。
2包银，又称包垛银。太宗时初行于真定一路，以济一时之需；后又推行于中原各地。包银初行时，令中原汉民户出银六两；宪宗五年（1255年）减为四两，其中二两征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世祖建元中统，改征银为如数征钞，钞二两折银一两，故此原征又减一半。世祖平江南以后，包银之制又推行到江南，但制不可考，据《元典章》载，仁宗延 七年（公元1320年）规定：江南“开解库铺席、行船做买卖，有经营殷实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