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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法也是禁榷法的一种，其制由国家设茶马司，将所收之茶，与少数民族换马。南宋时此法最盛，乾道初（公元1165年），川秦八场，以茶易马九千余匹；淳熙（公元1174—1189年）间，以茶易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
宋朝茶课收入在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收课额，与盐课相埒。宋初，每年仅收入仅数万缗至数十万缗，至蔡京变茶法后，每年净收入最高可达四百余万贯，南宋时茶课每年净收入亦在二百七十万贯上下。
三、酒 课
宋朝酒课制度有三种：（1）城内置务，官府酿造酤卖；（2）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而卖与人民酿造；（3）县镇乡闾则人民自酿，官府征税，如有剩余，经官府批准，亦可出售。前二种属官榷（即专卖）制，第三种属征税制。
宋朝榷酒制度各地实行时间和实施办法不尽一致。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九月，始榷吴越酒酤。由官府置局酿造，并支付柴薪之费、吏工俸料。结果国家支出甚多，收入无几；且主管官吏为多取盈羡，不遵酿造之法，致使酒的质量低劣，又常抑配于民，酒课按榷酤岁课附于两税征收。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改变官酿酤酒之法，而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如酒课达不到规定的数额，由酿者补偿。其后应募者少，还是多由官酿。宋代酒课课额有定数，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规定酒课依三年间的平均数为额，但统治者认为遗利未尽，不断增加酒课，致使酒课日益加重。
南宋酒政之弊，始于赵开变酒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赵开总领四川财赋，从成都开始，罢除官府出资酿酒酤卖之法，而在原来办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持，民以米入官自酿，每户纳钱三十文，头子钱二十二文，此法称隔槽法。次年即普行于四川四路，凡置官槽四百所。这种方法初行时，尚于民无大害，但国课减少，官吏则强令百姓酿造，甚至规定月额，不论是否酿造，强制征收酿造钱。四川酒课因此而大增（由一百四十万缗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
宋代三京实行官卖酒曲之制。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诏令在京酒户赊买曲货，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以三年为期，三年满日再以购曲货多者承替。
宋代酒课除正税之外，还有附加。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初收“盐酒课利钱”，每年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余贯，上供京师，酒课上供自此为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令官务酒课每升添一文，叫做熙宁添酒钱。嗣后添酒钱不断增加，至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年），上等酒升增二十文，下等酒增十八文，称为建炎添酒钱。在加重征收的情况下，国家税收虽增，人民却不堪忍受。
四、矿 课
宋朝的矿产品有金、银、铜、铅、锡、水银、朱砂、矾等品类。宋初坑冶场凡二百零一，治平时（公元1064—1066年）为二百七十一，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为一千一百七十六。矿课皆以实物缴纳。课额无定准，金课以皇 时收入最多，达一万五千余两，银课以天禧年间收入最多，达八十三万余两；铜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一千四百六十余万斤；铁课以治平年间收入最多，达八百二十四万余斤，铅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九百二十万斤；锡课也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二百三十余万斤；水银年课在二、三千斤之间，朱砂天禧时，年课达五千斤。
宋朝对矿课控制较松，因为坑冶兴废无常，课额不足，扰民至甚而国家受益不多。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矿课为额由百姓承买（即扑买），然后申卖于官，并禁民间私相贸易。但官卖法弊病不少，钦宗时以矿课扰民，重新整理矿政，尽罢扰民之举。宋室南渡后，矿政渐废弛。
五、商 税
宋朝开国之初，统治者以五代赋税苛重，百姓积怨至深，所以实行轻税政策。太祖时曾多次下令，“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 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月又“除广南旧无名配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七月，“减广南无名率钱。”“八月乙酉，罢成都府伪蜀嫁装税。”等等。宋朝商税的征收机构是“务”，各地州、县皆置务设官，行者携带货物，征收“过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居者买卖货物，征收“住税”，税率为百分之三。商税轻税政策，加速了商货流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自太宗淳化以后，商税税制渐有改变，税额亦有增加。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实行商税定额制，每州各以本州端拱元年（公元998年）——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间税额最高的年份的实收额作为定额，即“比额”。此后又以五年之中的平均数为定额。南宋后定额任意加增，于是失去定额意义。
神宗熙宁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加之军旅之费屡增，为满足财政的需要，便大肆增加赋税，商税额外课征也逐渐增多，先有市易钱，以供“务”吏俸禄，又有对商运五谷所征的力胜税。
哲宗元 八年（公元1093年），从苏轼奏请，暂免商人入京粜粮的力胜税。宣宗政和时（公元1111年—1117年），额外征收“一分增收税钱”，嗣后，又有三分或五分增税钱，称“三、五分增收税钱”，最高时达“七分曾收税钱”。宋室南渡之初，曾对追随南宋政府南去的百姓及两淮复业百姓免征商税，但不久就大肆征敛，而且甚于北宋。
宋朝商税的弊政之一，即征税官吏的贪刻。从北宋开始，即有扣留商船，酷索百姓之事。南宋官吏苛取于民的事例，更是史不绝书。“其间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私场，算及缗钱、 、米、菜菇、束薪之属。”“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博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更有甚者，连应试举子所带路费和自用物品，也加以拦截抑令交税。百姓将商税务视为法场。可见宋代商税的苛暴。
由于征税比额不断提高，加之官吏酷取于民，所以宋朝商税税额不断增加。北宋至道时（公元995—997年）每年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公元1021年）达八百四十万贯，以后各代，大体稳定在八百万贯上下。
六、市舶课
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至宋朝始进入兴盛阶段。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主管海上贸易，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秀州之华亭（今上海淞江县）、密州之板桥（今山东胶县）等沿海都市设立市舶司。
宋承唐制，将国内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统称之为市舶。宋朝统治者鼓励海上贸易，凡来华贸易的外国客旅，国家出资，设宴款待，如来华市舶少，或不来，则派吏出海招致。南宋尤其重视市舶。目的是“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朝对市舶实行统制政策。凡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或出海贸易的国内商舶，都必须经市舶司检查，同时对舶来商品实行垄断制度。即入港船只所载之货，先由市舶司征税，然后国家从中收买一部分商品，即抽买。征税、抽买之后，市舶司给以凭证，方许与民贸易。抽买的品种与数量随国内情况随时变动，至于出口商品的品种，有一定的限制，如铜钱，南宋时成为绝对禁止出口的物品。
宋朝对市舶的抽解和抽买，即市舶课，根据情况的不同，常行变动。
抽解是对舶来商品的征税，税率通常在十分之一左右，但有时达到十分之三四，而且，商品品种不同，税率亦有高低。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规定，“将细色直钱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
抽买亦称情买，即国家对舶来商品的强制征购。太平兴国中（公元976年）京师设置榷易院，后来为榷货务。抽买由市舶司负责，抽买的货物开始全部解运京师榷易院，国家根据需要情况或留充内府库藏，或交官营手工业作坊，或转售给商人，而获巨息。抽买的数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定，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