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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进步，促进了手工业和交换的发展。大约夏代已由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进入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得到重大的发展，从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制作精美。司母戊方鼎重达八百七十五斤，可见当时的冶铸技术已具相当高的水平。出土的铜器，除礼器外，还有供贵族使用的容器、兵器、乐器和车马饰物。青铜还被用作刀、斧、锛等工具。此外，相传夏敏感仲造车，即已有木工。商代，漆器和丝织业也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西周时，除了官府手工业外，已出现了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虽然属于自给自足性质，但为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开创了新路。
商业萌芽于商代。西周初年，朝歌（今河南淇县）即有商代遗民用牛车载货经商的事。这属于近地交换，交换的大多为生活实用之物。不仅如此，商代商人还从远达千里或数千里之遥，运来奴隶主贵族所需之物。从商代遗址中，常出土海贝等物，海贝大量生长在印度洋和南海岛屿附近，我国大陆不产此物，可见商人涉足之远。出土文物还可证明，西周已用贝作交换手段——货币，从殷墟文字“贝十朋”可资为证。当然，商周之附，商贾同百工一样，多隶属于贵族，即“工商食官。”尽管如此，还是证明了，在商、周时期，已有了脱离农业的专业工匠和商人。
据出土文物和铜器铭文王锡金百 ”，“贝十朋”等记载中可看出，这时海贝、铜贝等已充当一般等价物。货币是顺应生产发展，剩余生产物的增加，交换的扩大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随着奴隶社会经济的发展，奴隶制国家政权机构、法制、制度也逐渐在完善。组织政权的目的，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权益，巩固其统治。传说禹曾设官分职，制定出最早的刑法。商代的“八政”，“西周的“三事”、“六官”之设，五刑之罚，土地之分封，井田之制，赋役之征。所有设官分职、兵戎钱谷之事，都属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这一切说明，奴隶制国家在巩固自己对奴隶统治的同时，各种职能机构，也日益扩充和完善。
二、三代赋税制度
（一）田制和田赋
1田制
在三代，土地属奴隶主占有。相传在禹治水之时，即观察土地，识别土质，把田地按高低、肥瘠情况分为九等，量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在夏王朝，国家把土地按远近分给奴隶主贵族，奴隶主贵族再按级下分，最后将土地分给平民和奴隶耕种。据《孟子》所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即每户（夫）给五十亩一块的土地。从商到周，则实行井田制。关于井田制，据《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即把大约九百亩的一块地分为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公田由八家共耕，公田里的收药物归奴隶主。总之，在三代，土地是按等级分配；对平民实行劳力课征。
2田赋
（1）夏代的贡、赋
上面说到，夏禹在治理水患时，也考察了各地的地形和土质，将全国各地的田土，按高下、肥瘠分为九等，又根据使用的情况规定了赋税等级。其征收比率，据说是十一而税”。
夏代的田赋征收有两种：一种是按田土的农产品产量征收定额的田赋；一种是根据各地的特产，强行规定贡纳土特产品。据史籍记载，夏代把全国分为五个区域，在王城之外，每五百里为一区，根据各区距离王城的远近和运输负担，确定缴纳物品的精、粗。赋税的比率，一般是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因年成有好坏，夏代的做法是将相邻几年的收获，求出一个平均数，以其平均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作为贡赋定额，不分凶年、丰年，都要缴纳规定数量的粮食。所以，夏朝的税赋，实际上是一种农业定额税。
除赋税之外，还有土贡，即各地诸侯、臣属向夏国王贡纳的土产、珍宝。如扬州贡金二品、瑶、琨（美玉）、竹箭、齿、革、羽、旄、桔、柚；徐州贡五色土、孤桐、浮磬、 珠及鱼等。这里面又常贡和临时贡纳，后者一般是那些难得的物品或新鲜果品。
（2）商代的田赋制度——助
助法是建立在井田制度基础上的一种田赋制度。在商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度，《孟子》说：“殷人七十而助”。据朱熹解释：以六百三十亩的土地，分为九块，每块七十亩，中为公田，八家共耕；外为私田，八家各授一区。纳税的形式，是使八家之力助耕公田，以公田所获交公。私田不再纳税。这种田赋的性质，《孟子》说：“助者借也。”实是一种借民力助耕的劳役地租。这种以租代税的形式实际上是对活劳动的直接征发。
助法的税率，《孟子》说是十一税率，朱熹推算是九一税率。因为每家负担的是八分之一，即百分之十二点五，比十一税要高。
（3）西周的田赋制度——彻
《孟子》说：“周人百亩而彻”。是指周代田赋征收实行彻法，即把九百亩大小一块田，分为九个百亩一块的田，每夫授田一块。每年终了，按百亩的实际收获量征收实物，税率大概为十分之一。
彻法同助法一样，也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但彻法的征收同助法有所不同。首先，授地亩数不同；其次，夏代是定额税，周代则采取比例税形式；最后，它能多收多得，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可见，彻法比贡法要进步得多。
对西周田赋的性质，历代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解释。
一种意见认为“彻”是收取的意思。这种意见为东汉经学家赵岐所主张。他认为夏民耕种五十亩而贡五亩，殷人耕七十亩而助耕七亩，周人耕百亩而征取十亩为赋，税率都是十分之一，所以说，彻是收取的意思。这种意见虽然说明了“贡、助、彻”都是国家的征收制度，税率都是十分之一，但是，从这里却看不出贡、助、彻三种税制的区别来。而贡法同助法和彻法是有区别的。
一种意见认为“彻”是“通”的意思。这一意见以宋代哲学家朱熹为代表。朱熹认为：周制规定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即在井田的基础上，耕的时候，通力合作，收的时候，按亩分配，这就是彻。在西周初，农业生产工具简陋，实行小集体合作耕种，是可能的，不过，每家劳力有多少，强、弱、勤、惰也不相同，按亩分配也可能不尽合理。
一种意见是贡、助并行说。这种意见以东汉经学家郑玄为代表。他认为，在周代，王畿之内用夏代的贡法，按夫纳税，夫公田；王畿外的土地，即各诸侯国的土地用商代的助法。行贡法地区，按率交纳实物，行助法地区，以公田收入为税。“彻”即不论行贡法、助法，都按十一税率征收。
我们认为，研究西周的彻法，必须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来分析。在夏代，因刚从原始社会税胎出来，财政征收制度还处于萌芽状况，带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分田制赋，每夫分一块田，将地里的收获物，按定额贡纳这是可能的。商代实行井田制，划分公田、私田、借民助耕公田，公田劳动完毕，可耕种自己的私田，在当时较贡法有进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到周代，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提高，井田之外的开荒地陆续出现，人们对耕种公田已不感兴趣，国家收入因此不能保证，这时的助法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要有一种新的财政办法来解决，这时不分公田私田，对土田的收获物统按十一税率征收实物，助法转变为彻法。所以，彻法实际上就是对土田的收获物按十一税率征收的一种实物税制。
西周除田赋之外，还有贡的收入，即各国诸侯和平民，按规定向周天子的献纳。这种献纳，不完全是自愿，它具有强制性。
西击的贡有两种：一是邦国之贡，一为万民之贡。史载邦国之贡有九种，计：（1）祀贡：供祭祀用的包茅、纯色全体牲畜（牺牲）等物品；（2）嫔贡：指诸侯贡献给国王接待宾客所用之物，一般为皮帛之类物品；（3）器贡：指宗庙器具之类的物品，如银、铁（梁州贡）、漆（兖州贡）、石（砥砺）、馨（徐州贡）等类；（4）币贡：指 帛，也说是玉马、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