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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联邦所得税始于1913年，但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开始实施。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母国英格兰遭到了同样的嘲讽。英国开征所得税是在1799年作为抗击拿破仑而实施的“战时措施”。
政府措施的本质就是要使政府长期存在。政府很少有自行消亡的。各级政府在战时扩充，而在和平时代轻微缩编。政府再也不会回复到以前的规模上了。和平时期的紧急事件也会找到成为永久性措施的途径。农村电气化法案于1935年通过，给美国各农场带来了电力。今天，99％以上的农场已用上了电力，但农村电气化法仍在实施，740个雇员一年花掉2900万美元的费用。
自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兆”这个词就象“无限大”这个词一样，是人造出来的，但现在它已变成现实了。去年，联邦政府欠款9143亿美元。明年它将欠10000 亿美元。其中，直接欠款1760亿美元，担保借款253O亿元。如果克莱斯勒公司和其他大企业破产倒闭的话，政府的债务将增加到15000亿美元。像人人所说的，债务一直在增加。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政府的物质外壳形象化，你一定要使自己能承受相当多的统计数字的冲击。美国政府目前在50个州和国外拥有413，042幢房屋，这还不包括海外的军事设施，其总值将近1070亿美元。它还每年出租22，942万平方英尺的场地，价值8700万美元。它还拥有774，895，133英亩的土地，是全美土地总量的1/3。山姆大叔拥有数量巨大的房地产。
美国政府相当庞大，只是为了检视它的部分书籍，就雇佣了5000多人，一年花费2100万美元。政府还是国家能源最大的消耗者。一个众议院的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发现，政府的节能数量要低于大多数国民和拥有“糟透了”的管理记录的能源部。政府使用大量能源给1100万幢房屋供暖。它拥有449，591辆汽车，同时还租借着其他一些汽车。
除此之外，政府还雇佣有67，235名打字员、65，281名秘书、28，069名空中交通管制员、27，504名计算机专家、13，501名国内税收代理人、5，771位经济学家、5，479个证件检查员、3，208名心理学家、16，467位普通律师、38位承办人、519名非军职牧师、1，757位微生物学家、658名园林建筑师、3，300个图书馆工作人员、62名草坪管理人、16个玻璃吹制工、8，092个木匠、66个锯工、4个自行车修理工、6个伐木工、5个猪倌和15个牧马人。
“政府正在使我发疯，”靠近俄亥俄州盖斯维尔、位于美国50号公路上的“鲁比卡车停车场”的鲁比·贝哈说，“你挣得越多，他们拿走的就越多。”
她抱怨高税收和政府陈腐的办事方式，她不得不用自己的半生时间去和这些人打交道，她不太同意19世纪的政府观察家、法国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说法“民主时代专权的本质不是凶暴与残忍，而是注重细微末节和好管闲事。” 跟乔治王不一样，山姆王派出四处奔走的官吏、带着大笔的金钱和大量的规章制度。他极力劝说人们接受他的保护，免遭灾难和歧视，免受瘟疫和污染的侵害。他在送上金钱的同时也附送束缚你的绳索。
在这个问题上，他给了钱会挨骂，不给钱也会挨骂。如果他给了钱又不附加任何条件，他就会冒被大量窃财的危险。如果他既给钱又附加很多条条框框，他就会面对愤怒的市民。
他确实面对一群暴怒的市民。比官僚机构数量还多的批评政府的美国人抱怨，自己受制于有着难以辨认外表的食管、繁文缛节的官样文章、威胁性的细节以及过分热心的官僚。
在威斯康星州的詹姆斯维尔，一个农业部的检查官传讯一个小型肉类包装厂，因为该厂的野草长得太高，高出了工厂的围墙。人们不仅要问，这跟厂里的肉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猜想。”负责这个工厂环境卫生的丹·魏德曼说，“他认为如果外面不干净的话，这里边的（肉类）也没有消毒。”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说，他每年必须为政府的日常文书往来工作增加1000万美元的费用。
在衣阿华州的谢尔顿（人口4，500人），市长每年要一式四份地填写27英尺长的政府表格，大多数内容是有关少数族裔的雇佣问题，而在谢尔顿并没有少数族裔。
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校长说，联邦政府对提供的联邦基金附加许多条件，企图由政府来决定“谁来教书、教什么、怎么教，以及什么人可以来校学习”的问题。
在威斯康星州的汉诺威（人口200人），3个人开了一个旧汽车出售处，名叫汉诺威汽车救援部。一个人是店主，3份工作每周共耗时60小时，并且3个人的工作每周都从生意中获得同样的报酬。劳工部却说，那两位非店主应该获得超时工作补助，而这两人并没有要求这样做。他们问，为什么同样的工作量他们却要比店主挣得多呢？
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动物园园长斯蒂芬·格雷厄姆被美国农业部告知，园里一个水池里的细菌超标，必须降低，而这个水池里只有3只北极熊。 这些北极熊在这里已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比一般北极熊的平均寿命活得长，而且健康状况也一直很好。农业部的人同意这一点，但又说法规就是法规。那好吧，动物园管理人说，可你怎么让北极熊改变它们自己的卫生习惯、从而降低池子里的细菌指标呢？农业部的人说，这我可管不着，要么遵守法规，要么让它 们开路。
在纽约，埃德·科克市长被告知：如果他不在地铁站里为残疾人安装电梯设备的话，他有可能得不到专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提供的联邦基金。科克说，电梯系统太过昂贵，这意味着为一个残疾人坐一次地铁要花50美元。这还不如用大轿车或出租车运送他们更便宜一些。
在北卡罗来纳和南方的其他地区，黑人现在可以进入白人大学上学。于是教育部便威胁说，除非黑人大学也能吸引白人来上学，否则便要停止联邦基金拨款。
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纽约州民主党人）抱怨说，他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把一年中的好时光都用来与参议员道德委员会打交道，讨论参议员使用“我”这个字的次数是否超出了参议员豁免条例所允许的范围。
根据该条例第3210款（a）（5）（c），“涉及个人的地方在一页纸上不能超过5次。”参议员说，“整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这个词，用‘我们纽约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是否暗示了‘我’这个词”。
在威斯康星州的简斯维尔，一个小银行家抱怨说每年他们都要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联邦和州银行的检查者不就询问结果通通气，而省去一次多余的检查呢？
在纽约，一份由梅里尔·林奇、皮尔斯·费勒尔和史密斯签署的长期投资计划书里有下面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第13条。男性代词。无论以前在什么地方使用过，在这里男性代词应被认为包含女性，男性代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男性优先或是对女性的控制、资格的剥夺和排斥。”
华尔街的大公司并非如人们想象的是一个男子沙文主义的世界，他们傲慢自大，拒不接受女性的投资。
起草美国宪法的那些人（那时还没有性别歧视法案）故意把宪法含义弄得模糊不清，留出了可以扩充和修改的地方。他们的继任者就经常对条文进行补充和延伸。
华盛顿的某个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十字路口的街边为残疾人设立坡道。这不是很好的主意吗？问题就这么简单？非也！
这个主意从华盛顿扩展到了全国，不管那地方有没有联邦基金投入道路建设，在十字路口仍然建起了坡道，每一条都有特定的宽度、长度，涂着沥青和防滑材料。
随之而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下大雨时顺着排水沟流的水因为坡道改变了方向，垃圾没有被冲进下水道，而是留在了街上。第二个问题是冬天的扫雪车划裂了突出的坡道路面。第三个问题是，依靠手杖走路的盲人抱怨坡道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楚路基和街道的衔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