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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宣传画印刷发行。如果说德皇的黄祸恐慌完全是捕风捉影，那么英国美国倒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理由。对英国来说，那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他们在胜利的得意中也隐约感到某种恐慌，觉得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对大英帝国采取报复行动的。对美国而言，问题更具体，华人劳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美国人构成威胁，已经出现过排华风潮，这都是“黄祸”恐慌的现实与心理背景。克尔南（V。G。Kiernan）谈到“黄祸”时指出：有可能出现的中国威胁表现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如果中国被迫接受现代工业化，那么中国难以计数的劳苦大众就可以让中国产品泛滥于世界〔4〕。这是一个令人想起来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认自己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慰：“不管怎样，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5〕当时还有人抱怨，“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的数量，已经日渐减少”〔6〕。正是那些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担忧与恐怖，而他们的看法又影响家乡公众舆论的偏见。从军事角度看，中法战争后，“人们似乎已经想见中国佬满世界乱跑的景象”〔7〕；二十年后（作者所说的西方人的种种恐慌，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引者注），这种危险可能就更加紧迫，如果有一个国家最终控制了中国，就像不列颠控制的印度那样，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规模惊人的军队，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国鸦片烟鬼说，如果英国能够占领中国，“二十年内就可以建立一支打败全世界的军队”〔8〕，如果沙皇的军队可以得到中国人力资源上永不枯竭的补充，他们就无往不胜了。有关俄国统治中国并使用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可以听到，十九世纪临近终了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曾预言：俄国将统治中国，然后印度——“亚洲将开始征服欧洲”〔9〕。
……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然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
克尔南想说，西方人的“黄祸”恐慌，其实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是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Mentally）的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或可能的威胁，只是它那令人厌恶的、异己的存在，就让西方人感到紧张、痛苦。麦都思曾描述过拥挤在地狱般的国土上的庞大的中国人口，并对此表示过传教士特有的同情。西德莫尔（Eliza
R。Scidmore）虽没有传教士的同情，但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偏见。他在《万岁帝国》开篇道：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对于所有的东方人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跟我们的差异那么大。没有一种记忆、风俗、传统、理念、词根或是任何一种象征能够把我们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联系起来。这就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关切、同感和默契可言。
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像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据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人类最低劣的种族都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
“黄祸”更多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想象。庞大的异己的人口本身就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如果中国人不好斗也不好动，麻木不仁，那么西方人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厌恶，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种族存在而且不断增长；如果有一天，这么庞大的人口突然变得嗜血好战，武装到牙齿，反感或厌恶就变成了恐惧和仇恨。那将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克尔南强调中国庞大的人口对西方造成的心理压力。实际上“黄祸”恐慌的原因，可能更多面更复杂，有历史的也有心理的，有经济、军事的还有文化、政治的。西方文化充满排斥性与侵略性，也经常带有想当然的排斥性与侵略性，对异域文化的想象经常是“以己度人”的。罗伯特·杜鲁斯（R。Druce）分析“黄祸”的意义时指出：“不管怎样，某种有关‘黄祸’的观念不断侵扰着欧洲人的想象。‘黄祸’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无。它对西方本土经济的威胁在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的涌入；对西方哲学与基督教会的威胁在于佛教的传播；而更大范围中对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则体现在中国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当然，最不堪设想的恐慌，还在于一种恶梦，黄种人像洪水一样在全球泛滥，最终统治世界。”〔10〕
二
“黄祸”是一场恶梦，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对于东方的恐惧。“黄祸”恐慌在西方有多种理由多种表现，但直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它还只是一种没有多少人当真的梦魇。义和团运动爆发，起初只是山东山西几位传教士遇难，教堂被烧，然后是大批的团民涌入北京，围攻教堂使馆等。西方人的恐慌似乎终于应验了。有关义和团事件的各类报道出现在西方，在人们想象中勾画出可怕的“黄祸”景象：无数丑陋凶残的黄种人，头上腰上缠着血腥的红布带，挥舞着长矛大刀，野兽般嚎叫着，蝗虫般漫山遍野地涌来，所到之处，火光冲天，过后便是废墟一片。这是多么可怕的、地狱般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西方几乎所有有关义和团报道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同一种恐怖的场景。在西方人的印象中，所有描述义和团事件的书信、小说、政府或教会报告，都在证明“黄祸”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历史必然的劫难。传教士的报告描述了他们的同伴与妻小在山西被砍头或以其他野蛮方式被折磨致死的血淋淋的场景，教士、使节、士兵、商人以各种形式介绍他们被困在北京教堂与领事馆的那个死亡夏天的日日夜夜。这些著作报道在义和团事件及随后的几年中，充斥着整个西方社会，以至1906年，亲身经历义和团事件的英国人普南·威尔（B。L。Putnam
Weale）要发表自己的见闻书信时，他的朋友告诉他，仅他自己的藏书中，就有四十三种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著作。这还仅限于英语，不算西方其他语言写成的有关著作。
“黄祸”终于成为现实。在西方人看来，“黄祸”与义和团事件具有某种“互证”关系。义和团事件使“黄祸”的预言应验，然西方人关于义和团的印象，又来自许许多多所谓亲身经历者的“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听上去又是同一个恐怖的故事，即“黄祸”的故事。普南·威尔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正视听”，而他描述的“事实”依旧是“老故事”，只是加入了一些个人的想象。他的《北京随笔》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处在戈壁边缘、野蛮世界边缘的黄尘漫天的城市——北京。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不断被野蛮游牧部落入侵、洗劫、杀戮、夷为平地，已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选中的、反复展演世界末日景象的舞台。又一次劫难到来了。义和团像过去来自草原上的那些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