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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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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统,其实实行着“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原则。
  《厚黑学》1989年1月曾经由求实出版社出版,至1990年5月第8次印刷,印数已达30万册。后来累计总数据说至于百万。此后陆续又有其他出版社印行。出版人当时虽然还不大说“市场”二字,但是现在回顾,却不能不在内心惊叹读者们通过“市场”进行的自由选择。
  人们为什么愿意读这本书呢?
  《厚黑学》分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部分面世后,就遭到当权者的嫉恨,也有友人对作者劝阻,致使《厚黑学》未能在《公论日报》连载完全。直到1934年,几经周折,才以单行本形式刊行。在专制制度下,长期被列为禁书。解放以来,《厚黑学》虽然在海外广为流传,可是国内中青年中却鲜为人知。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又整理出版了《厚黑学》一书,并收入《厚黑丛话》《我对圣人的怀疑》《心理与力学》《厚黑教主传》等内容,使众多读者得以认识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史观”,这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厚黑学》中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的意识。作者指出:“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圣人”的实质是什么呢?“圣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的。”他主张打破箝制人民思想的这种权威,“先求思想独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前景,书中也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遍地皆是,不请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
  李宗吾说,儒家高谈仁义,而“仁”其实与“厚”相近,“义”其实与“黑”相近,他与孔子“两自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中国所以纷乱不已,就是因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李宗吾写道:“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并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并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高踞于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于孔子、达尔文之上。人的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出来。”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他提出要以古为敌,勇于怀疑;以古为友,相互切磋;以古为徒,大胆批评。
  李宗吾所说的“厚黑”,在某种意义上讲,大体接近于一般所谓政治权谋。日本曾经兴起所谓“帝王学”,努力从政治统治术,主要是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策略中汲取可应用于现代管理的积极因素。这可以说是从积极的方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权谋术,《厚黑学》则展示阴鸷的权术与公开标榜的仁义道德之间的强烈的反差,揭露旧式专制政治的黑暗,令愚惰的民族心猛醒。
  怎样认识所谓“民族精神”,怎样认识所谓“国民性”?李宗吾认为,“厚黑”之术未必为帝王所专习,它是“国粹中的国粹,根本上的根本”。“厚黑”作为文化的“根本”,所见形态千差万别,实质则皆归为一。“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
之,名之曰仁义;孙子见之,名之为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虽然名义纷杂,其基本的原则,其实共通。“厚黑”之术对历史影响之长久,于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学》中说,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相喻,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例。”于是,李宗吾主张“叫人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刀针”。
  读到这里,我们会想起鲁迅的话:“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写在后面》)
  从这一角度认识“厚黑”的文化存在,理解“厚黑”的文化影响,或许是适宜的。
  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李宗吾关于“阿斗”和“黄皓”的比喻,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清末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强调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如梁启超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养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现今依然有人以类似“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的说法阻滞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李大钊曾经在《平民主义》一文中写道:“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也有这样的话:“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毛泽东说这句话,是在65年前。李大钊推崇“平民主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82年。
  今天重读李宗吾近100年前说的“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感觉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说,“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吗?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
  一百年前,其实是思想界“先求思想独立”,争取走向自由的时代。在清末民初动荡年代的文化波澜中,可以看到相当深刻的思想闪光。当时检讨中国政治史的诸多论著,有一部也可以介绍,就是易白沙的《帝王春秋》。易白沙晚生李宗吾6年,生命却差不多比李氏短了30岁。岳麓书社1984年7月版《帝王春秋》用孙文题签,十分醒目,又附有章炳麟《易白沙传》和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帝王春秋》中多有精辟的思想光辉,如其中指出,“忠”,是帝王“蔽塞人民之思想”的形式,“忠”,亦“乃吾人精神生活之桎梏也”,就是相当深刻的见识。其书序言写道:“庄周曰:‘侯之门,仁义存。’此言帝王宰制天下,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这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谴责了其“厚黑”吗?全书以批判帝王专制为主旨,分列12题,即: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可以看到,易白沙的传统政治体制批判,取严肃的手法,风格激切;而李宗吾的传统政治文化批判,取讥刺的手法,风格诙谐。正如李宗吾自言,“这本是写来开玩笑的”“滑稽文字”。如果说其笔锋有东方朔式的幽默,许多人可能是同意的。
  (《厚黑学》,李宗吾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5.00元)


贫贱夫妻的经济学
■ 傅 谨
  所谓理想,都意指凡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孟子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两千多年来这番话一直被读书人用来形容君子操守以自我激励,但事实上也没少用来要求别人、要求普通百姓,或者说更经常是用来要求普通百姓。要求别人比要求自己为多,是因为比起躬身践行,到底是教育别人比较容易些。
  戏里戏外,有多少人能够同时达到做人的这三种境界,很难回答,因为这类事情,能不能做到是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没有真正遇上考验人的关键时刻,谁都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好汉;而要让一个人一古脑儿都经受这三项考验,机会又可以说少而又少,所以还是不得不空谈。
  既然空谈,就有个顽皮的想法,想比一比三者的难易程度。找不到一身而能兼三任的顶级君子,区别其难易只能任凭揣度。做君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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