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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汉代著名军帅、英雄豪杰比附、称誉墓主的语句多条，并用图表形式清晰呈现，共涉及唐人墓志33方。这一论据的提出对于证明唐人所怀汉代情结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再如，第一章论唐人的尚武精神，作者又将唐人墓志中有关士子“投笔从戎”的记载搜罗排列，共得22人亦制成表格。窥一斑而知全豹，由这一侧面不难想见当时社会风尚被尚武精神日渐浸润的趋势。类似内容及论据文中尚存多处，此不一一赘述。无疑，同传统研究方法相比，这种思维模式与论证方式显得更为新颖而独到，其结论亦简明有力，令人信服。
显然，该书的问世将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文化立场上的多维视角更弥补了以往边塞诗研究的不足。这是此书的一个主要创获。
然而，窃以为，该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和贡献并不在此，而在于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开放的学术视野。如前所述，作者的思维与视角并不囿于文学一途，与学术界多数就文学谈文学、就作品谈作品的研究方法思致迥异。文中多学科、多视角的观照方式，还原历史、贯通古今的人文精神，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由此引申、连类而及的是当前如何改变学术研究边缘化地位的问题。事实证明，因循旧制，墨守成规的路行不通。那么，就必须敢于尝试新路。任先生此书称得上是近年来诸多尝试中较为成功的范例之一。该书以文学的文化研究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并非脱离作家、作品凭空立论，书中以边塞诗、边塞诗人的思想心态为佐证材料的论述触目可见。如第三章谈“影响诗人人边幕的其他因素”一节，既引证两《唐书》《唐摭言》《唐才子传》《太平广记》等典籍以证唐代文人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又举陈子昂、高适、杜甫、姚合等人的诗作相互参证。诸如此类的内容使该书文化研究的模式得以建构于扎实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而使这种文化阐释根基牢固而不至流于空泛。随后，作者又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自由调遣，在纵横捭阖之间将边塞诗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和解读。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方法、结构模式背后所体现的正是该书作者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和宽广、开放的学术视野。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研究古代文学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与对接也是该书自在的目的之一。
时代精神是书中着力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唐代诗人身上，它集中体现在进取精神、尚武精神、游侠精神等三个方面，而这些特点也正是唐代社会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有唐一代兴旺昌盛的盛世气象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书中，作者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剖析。从这一意义上说，关注边塞诗、关注边塞诗人，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多有裨益，对厘清那一段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亦多有助力；而这显然也有助于我们增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体察，在沟通古今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启示，并从中获取古代先民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资源，从而为时代的发展、为我们的未来注入不断前进的营养与活力。这正是古代文学研究应有的现实关怀，也是古代文学研究摆脱边缘化地位的必由之路。
（《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任文京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2．00元）
读
这本书不大好归类。按说它比较接近文化随笔集，只是随笔多为短什，而它一篇便是洋洋万言，这还只是说形式。内容上，随笔集多为散珠的集合，将珠子穿在一起的绳子，或将珠子聚在一起的盘子，往往只是作者的名字。而这本书虽然信马由缰，纵意而行，却分明有个大方向，那就是作者的历史观。作者从南北东西的地理形势中窥见到上下古今的历史格局——还取了个很工程力学的名字，我当然背不下来。顺着这样的史观，欧亚大陆倾斜的东端将山川人物长卷一般展开。就立意的严肃性而言，这本书说它是论文集也没什么不行。只是以作者游春观景大摇大摆的步调，他愿不愿意被整编进史学论著的行列，我很怀疑。况且，手捧《芝加哥文体手册》走正步的史家，人家愿不愿意跟这样一位——他们一般叫“野狐禅”的——为伍，我也很怀疑。但无论此书归在哪儿，反正它存在了——而且就在枕边，有史、有识、有才调、有情怀，使我醒梦间的那段时光颇不枯燥。
王国维曾慨叹自己：从事学术则嫌感情过盛，从事文学则嫌理性太强。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兴趣广泛一点的人要当好自己的总管，协调好自己的各种特质，让它们在发挥积极性的同时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认识毓海已有不少年，他显然属于一身兼着好几位的那种人。他是学人，也是才子，又是思想者——好像还是个“毛派”。这几种人，是捆在一起，还是堆在一起，还是合在一起，还是化在一起，相信不是一个太小的难题。爱因斯坦的音乐爱好和物理学研究，也不知道是怎么一种关系，也许比研究累了就拉一段要复杂些，也许就那么简单。以我的观察，毓海不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上午当学究、晚间做才子的类型。他显然是把几位自己用菜刀拍碎，然后用筷子搅匀，因为，他端上来的这份精神食粮，几乎每一口都能吃出上述每一位。
一个民族向未来的奔走从来都伴随着向过去的回望——山重水复风雨苍黄之际回头率尤其高。我身边的几位朋友，像祝东力、王小东、韩德强、张文木，还有眼前的韩毓海，这些年都串通好了似的，贼一样不声不响潜入历史的夜色，然后大包小包回到青天白日下。我心里埋怨他们去通古今之变的时候干吗不约上我，要是那样的话，此刻灯下读他们的著述，就不至于光觉得热闹有趣，说不定在“门道”方面也能跟人家商榷商榷，提些有分量的意见呢。
（《天下——江山走笔》，韩毓海著，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1月版，35．00元）
亲切有味的历史阐述
■ 程亚文
平日喜欢读历史，读得多了，不能不关心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在这方面，曾经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对历史评价的一些说法，在我看来极富启迪。由于所处时代特殊，个人经历特殊，黄先生的历史视野深广，认为中国人写历史与读历史，多喜欢前置一种道德眼光，并以此来评判是非，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是故他大力提倡要以技术眼光来思考和对待历史，而不要一味以道德论是非，道德眼光只是考察历史的视角之一，它只有与其他的视角合在一起，才能对历史是非做出合适判断。
手上拿着一本出版不久的名叫《叩问历史》的书，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系主任黄朴民教授。从这本小书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不单纯以道德眼光看问题的历史研究者。
朴民先生显然感觉到了道德眼光和泛道德氛围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在《关公崇拜情结》一文中，他情不自禁发问：论资历，关公比不上姜太公；论军事理论建树，关公比不上孙武子；论将德，关公比不上岳武穆；论战功，关公比不上韩信、白起，可为何“武圣人”这个称号，偏偏就予以了关公，关公在民间那样受到顶礼膜拜？朴民先生“返回”关公崇拜情结产生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发现背后的道理实际上一点也不复杂，就在于自宋代以后，随儒学文化深入发展，关公的所作所为，恰好十分符合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德规范。“对于关公，统治者喜欢他的‘忠’，老百姓欣赏他的‘义’。中国自古以道德立国，所以尽管关公走了麦城，丢了荆州，可并不妨碍他坐上‘武圣人’的交椅。”
在朴民先生看来，这种以道德定是非的态度是大有问题的。历史的演进千头万绪，许多事情，都不是良好和简单的道德愿望可以解决得了的。所以，在评判历史人物上，朴民先生力求规避单纯的道德判断，而主张将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在紧张中调和。这种历史态度，在这本书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如第一辑“人性的‘圣贤”’中对孔子及其被树为人神的经历的叙述，第四辑“醉的世道与傻的人生”中对汉儒独尊儒术的来龙去脉及对汉儒迂执的批评，都着墨多多，使人读之便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孔子原来也是有许多小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