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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先进的行列，于是整个社会就进步了。这个幻觉对于个人是成立的，现实世界中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前些年名声很响的打工女皇，从一个打工妹成为国际跨国公司的主管人员。但是，这样的例子永远是个别的。个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到上一个阶层，社会下层不可能整体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上一个阶层。
实际上，今天我们讨论文明模式问题，不仅仅在理念层面考虑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的矛盾问题。还要考虑一个现实的背景，即地球有限，单向的线性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文明有一个限度，那么，科学和技术不能改变这个限度，反而会加速人类到达这个限度。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书中并没有讨论。
由于本书是多位作者各自表述的一个集成，所以各个章节之间也存在观念上的不一致，非常有趣的是，本书的序言所表现的理念与大部分作者南辕北辙。序言作者，老一代科学传播学者诺尔一纽曼希望：“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恢复公众对科学权威的信赖”，而她认为本书会有利于实现这个愿望，这恐怕是缘木求鱼了。
总的来说，本书对于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民科学素养的概念是一个颠覆。与之相关联的公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理解与信赖问题，都给出了新的回答。本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不仅是很好的营养，也具有相当的冲击力。
下面谈谈本书的翻译。首先对于某些具体翻译原则加以说明。
*鉴于中文“科技”一词具有歧义（严格来说，英文并无一词与之直接对应，书中有过techoscience一词，但只出现了一次。且此词在英文语境中极为生僻，远不如“科技”在中文语境中的平常），因而本书一般不使用这个简称。science and technology不译为“科技”，而视上下文关系，译为“科学和技术”或者“科学与技术”，不做统一。当然，这会导致一些在汉语中看起来比较别扭的说法，如说“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而不说“公众理解科技”。
*本书中，understanding和attitude常常并列，常有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to（00 science之类的表述，严格来说，应该译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但是在长句中，会非常别扭，所以有时简化为“公众的科学理解和态度”，也会有“公众的科学理解”和“公众的科学态度”之类不大合乎中文习惯的表述。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以往常译为“科学普及”或者“科普”，但是由于“科普”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已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故译为“科学的大众化”。
*英文understanding和perception有相近的意思，有些文章会同时出现public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的说法，为表示区别，有时将后者译“感受”、“领会”、“认知”等，也有时不加区分，均译为“理解”。
*书中涉及若干在国内学界尚无统一译法的术语。比如science（and teehnolo·sy）studies，刘华杰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元堪”，盛晓明主张译为“科学（技术）论”，曾国屏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学”，潘涛曾提出“原究”的译法。本书一般采用刘华杰的译法，偶尔借鉴潘涛的译法。不勉强与本丛书其他译者的译法取得统一。另如context，刘华杰采用“与境”，本书采用“语境”。亦然。
*参考文献不译。文献的本意是帮助读者检索原文，如果译成中文，有意检索的读者还要回译成英文，而回译是难以与原文吻合的。另外，能够利用文献的读者应该已经具备阅读原文的能力。故一律不译。同理，正文中括号内的人名因指向文献，亦不译。
*很多人名只在文献和脚注中出现，也不译。
*索引按照英文排序。索引最直接的功用是使读者能够根据关键词，查找出该词在书中的位置。作为译著，其关键词首先是原文，而非中文。就如perception，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翻译成“感受”、“领会”和“理解”，如按中文排序，则变成三个词。另外，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比如同样是阅读北大科学传播丛书，本书和其它著作所讨论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但是同一个关键词，不同译者可能采用不同译法。如果我希望了解某一主题在另一本书中作何讨论，自然希望从英文查起。如按中文检索，已有固定译法的如science尚易检索，若是新词，又不知道该译者的译法，则无从查起。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主编，田松等译，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之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39．00元）
学校·学人·学术
■ 陈平原
《大学何为》自序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人各种集子（如沈颢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辨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134页），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