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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吊针，没几十块钱别想去看病。现在是小病不敢上诊所，大病不敢上医院，这次得病就在家拖了半年。医生说，要早点来只要2000元钱就可以治好，现在拖晚了就是3万元钱也难保证治好。要治，郭雪保就得回家筹钱，不治就回家，结果是不言自明，主任和他都默默不语。
郭雪保在广州打工，同时还在求学。读的是经济管理专业，他不得不去用经济学的眼光和头脑去审视、去思考。他要算算这笔账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次住院费预交金5000元，是他找信用社贷的款，利息是每元6厘。民间贷款比旧社会的高利贷还恶，他不敢借。如果继续治疗的话，至少要贷款3。5万元。年付利息2100元，一年一次还清，本利一起就是3。7万元，按他现在年薪1。2万算，减去个人生活费用、读书费用、养家口费用，一年只能还0。5万元。这还要保证自己在岗；如果回来种田，那就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这时他想起了老爸说过的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是什么？为什么可以给农民报销医药费？现在又为什么没有了？能重新办起来吗？老爸可以加入吗？他决定回乡了解一下。他毕竟年轻，还不到10岁就赶上了责任田到户，十七八岁就赶上了进城打工的浪潮。用他自己的话说算得上是半个广东人了，他长年在东莞、广州、深圳打工，只到春节才回家。家乡乌江留给他的记忆只是孩提目光摄下来的山和水。
2002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合作医疗”这4个字又开始火起来，不过，在其前面加了4个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新旧之别在哪里呢？合作医疗深受农民欢迎，为什么会中途夭折了呢？
今天，当我们指责“农村缺医少药”，指责“投入不足”，指责“政府职能缺位”，指责“农村卫生事业落后”，指责“不关注农村农民这个大多数”时，我们又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关注关心农村、农民的健康卫生工作。
第五部分 寻觅：为农民健康埋单的出路在哪里？第42节 寻寻觅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那时城市人口仅为10。6％，近90％的人口在农村。中央政府深知农民健康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更关系到新中国经济的振兴与发展。首先想到的是生存环境与传染病的流行。针对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卫生条件差，各种疾病猖獗流行，传染病成了农民的头号杀手的问题，建国后农村卫生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抓预防。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出指示开展春季预防霍乱、天花、结核等病的防治工作。数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对农村卫生工作做出了特别的决定，指出要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工作，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组织，国家在县和区一级要逐步建立全民所有制的卫生院、医院，兴办集体所有制的联合诊所。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中央政府就开始了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构建。当时我国国力不强，经济不够发达，对占总人口90％的农民的看病不可能由政府包下来，农民看病只能自己花钱，病不起怎么办？几十年的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叫合作医疗，它是一条为农民看病埋单的光明途径。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合作医疗写进了有关条例。诚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称赞的那样：“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惟一范例。”并以此作为样板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
当代人不禁要问，有这么好的制度、组织、办法，合作医疗为什么会三起三落？为什么至今难以恢复？
解读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合作医疗
《东方红》的歌词是这样唱的：“他为人民谋幸福。”这支歌唱了60多年。今天中国人民幸福地进入21世纪，与全人类一起追求幸福。国家富裕，人民幸福，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就是要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创造幸福快乐的明天。我们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发展的最后的落脚点是老百姓的幸福欢乐。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是牺牲环境和百姓健康，尤其是农民的健康为代价的。生产指标上去了，人的寿命下来了，钱赚多了，人死多了，何谈幸福快乐？何谈以人为本？其实，中国农民对快乐要求是很低很低的，世世代代苦惯了，他们只希望年年风调雨顺，有好收成，岁岁平平安安，没有病痛。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说：“何谓自由？了解人所拥有的权利并捍卫这些权利，这就是自由。”我想说的权利是农民享受健康的权利。我想起了一个小国家，想起了这个国家的一个人，那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不丹面积4。7万平方公里，人口170万。重庆市是8。24平方公里，人口是309万。不丹只有重庆市的1/2大，这样一个小国家的国王有句名言：“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王国制定政策的依据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我问过十几个60岁的老农，他这生中享受了多少快乐？我问过十几个40岁的老农，他们又享受过多少快乐？我问过十几个青年农民，他们享受过多少快乐？60岁的老人说，从孩子到中年，都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没有感受过快乐，责任田到户那日子最快乐；40岁的中年农民说，国家在5年内要免除农业税最快乐；年轻的农民说，允许我们到城里打工了，允许我们在城里买房，把我们和城里人一样看待最快乐。几个农民快乐的缘由是：政策，给他们享受快乐的权利。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要在本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10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江泽民同志又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的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应该说，总体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追求的是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
用现在一句时髦通俗的话说，追求人民的快乐。
农民手中的那张旧船票登上这艘快乐的新客船，我愿加入他们的行列。在这儿竭诚地呼吁：设立一个“农民健康卫生日”（姑且这样称之吧），让全社会都关注农民健康，让农民自己爱护自己的生命。竭诚地呼吁尽快立法保护农民的健康权利。他们不仅只享有初级保健，应和国民一样享有健康生命的权利。不要把农村医疗推向市场，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
这是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
第六部分 卷末赘语第43节 卷末赘语
2000年，联合国的6个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联合国人口基金（UNEPA）和世界银行（WB）日前联合发布了一篇题为《卫生——打开富裕之门的钥匙：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故事》的公报。公报指出，一些令人生畏的疾病如艾滋病（AIDS）、结核、疟疾等流行性疾病不是不可避免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贝拉米（Carol Bellamy）说：“一种对于在发展中国家能够控制疾病的怀疑论正在蔓延。正如《公报》指出的那样，这种宿命论简直是不可接受的。”贝拉米说，“应该让人们知道，未来10年，我们会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同心协力，就会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无谓地死亡”。
这篇公报分成5部分：结核、疟疾、艾滋病、儿童疾病以及母亲和胎儿保健条件，并对发展中国家的作为作了介绍。
例如在秘鲁，高层的承诺已经产生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结核病控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