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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春满余江》，有了一篇篇关于“血防”经验的论文，有了许许多多的身影和接踵而至的脚步。
我拾级而上，走进了送瘟神纪念馆。
那是22年前，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送瘟神二首》诗篇发表20周年，国家卫生部和江西省卫生厅拨款55万元在余江县兴建了这座宏伟的建筑。馆内陈列着历年的史料，展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容颜和送瘟神的战斗历程。人疫之战的一根红线在我眼前飘动着。
在一张照片前，我停步凝望。
那是一张极普通的照片：画面无人，只有1张书桌、1把藤椅，书桌上是台灯、笔筒、砚台、纸张；书桌前方是一扇透明的落地大窗。窗外依稀可见几株小树含苞吐绿。照片的题目是：毛主席在这间房里写作《送瘟神二首》。
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那天，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他老人家素来重视报纸，素来要读当天的报纸，尤其是钟情于《人民日报》，几乎每个版面都要细看。这篇文章不在头版头条，翻开二、三版，有评论员文章：《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往下的文章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速发展》，再往下才是《第一面红旗》，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他老人家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该多好啊……”
那夜的月光一定如流水般静静地泻在那含苞吐绿的树叶上，穿过枝丫闪闪烁烁地洒满一地。日理万机的他，处理了许许多多国事后，那篇关于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又浮出他的脑海，他一定夹着一枝烟在窗前踱步，窗外静寂，心潮难平，浮想联翩，遥望南天，他老人家会想些什么呢？仅仅是为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而高兴吗？仅仅是想到“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吗？
惯于在深夜工作的他，会不会在那盏台灯下，摊开地图找到余江县，找到离余江县城最近，受害最重的蓝田畈呢？
也许他从没听过蓝田畈的民谣：“蓝田畈的禾，亩田割一箩”；从没见过蓝田畈的农民的病态是：“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他深知道血吸虫病的危害。
余江县荐头村原是500多户，2200多人的大村，后来由于患了血吸虫病，家破人亡，到20世纪50年代初，只剩七八户人家，共24人，由村变成了组。马岗乌钦底村12户人家，10余年见不到尿布，听不到婴儿的哭声。县志有这样的记载：“上黄府，下黄县，乌钦底金銮殿。”可见当年乌钦底的威望和繁华。余江县受害的疫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的有2。9万人，毁灭村庄42个。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1节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2）
建国初期，被血吸虫危害的县乡村又何止一个余江县。当时，血吸虫病已危及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12个县，381个县市。尤以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周边县市严重。根据史料记载，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严家村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村庄，百年前有700余户人家，约2500人，解放初期剩下24户86人；进贤县二塘乡官溪村、梅庄镇新塘村、三里乡金坑、健武等村在清咸丰八年（1857年）号称千烟大村，建国前夕，也只剩下几十户人家。解放前30年，血吸虫在南昌市曾经毁灭村庄150个，灭绝户数9291户，死亡人数44632人。
远离长江流域的福建省也深受血吸虫病肆虐之苦。福建省沿海14个县市均遭血吸虫危害过。以福清市为最严重，当时有“见沟有螺，无水不疫，十年九旱，十人九病”的形容。20世纪50年代调查资料显示，全省有242个乡镇流行血吸虫病，钉螺面积近3000平方米，病人近7万人。疫区因该病的严重流行而毁灭的村庄达286个，死绝2714户。
安徽省曾有363个村庄因血吸虫病暴发流行而毁灭。当时受到血吸虫病威胁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即1亿人，其中98％是农民。余江县只是一个缩影而已，穿过历史的烟云，他老人家一定看到了“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景。
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无时无刻地想到农民、农村、农业。他为农民的健康心痛，为农民生活的艰苦心焦，为农民的富裕和中国农业的发展心急。农民没有走富裕之路，“绿水青山”也“枉自多”。
为了能使广大中国农民走上致富之路，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花了比处理其他任何经济问题都多的心血。为了中国农民的健康和医疗问题，他同样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从号召“消灭血吸虫”到制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从“合作医疗”到“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在农村去”的指示，无不倾注了他对农民特有的深厚的质朴感情。
1955年，也就是解放后的第6个年头，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正兴起，百业待兴，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血吸虫疫区视察。疫区的患病农民哼着这样的顺口溜：“锄头两斤铁，拿在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想悃。”种上的庄稼“好就两人扛，不好一人驮”。“有就收，就丢。”
白云下的金色稻田荒芜了，草洲上的牛羊沉寂了，看不到夕阳下牧童横骑牛背回家的景象，听不到晚风里鸭鹅引颈戏水的欢歌。“疫区农民苦，肚子大如鼓”在疫区农家乐已是荡然无存。血吸虫病的流行摧残了农民的身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扫荡了农村的繁荣。他老人家发出了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政治任务，同时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1956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又一次强调要“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党中央专门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负责全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各市县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简称“血防”（只到1986年才移交国家卫生部领导）；并把消灭血吸虫写进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
20世纪50年代初威胁中国百姓健康的疾病并非只有血吸虫病一种，还有一直肆虐着中国百姓的疟疾。一直到现在，疟疾还是阴魂不散，世界上每年发病人数为3亿，死亡270万。还有旧中国留下来的38万麻风病人，为了防止扩散传播，急需正规治疗和管理。还有梅毒，在沿海的大城市，解放初期，梅毒的发病率高达4。5％到10。1％。还有“十痨九死”的肺结核令人提心吊胆，仅南京市解放初期就有2万～3万肺结核病人，到1964年，在南京仍居死因的第5位，1974年居死因第6位，1985年居死因第8位，至今尚未出前10位。就全国而言，每10万人中就有5000人患肺结核病，其中死亡250人。局部地区还有霍乱、伤寒、小儿麻痹症。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这样关注血吸虫病呢？
虽然我无能去揣度一个伟大的思想，但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背景：
那是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信中说，人民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即当年9月16日便写出了一篇文章给予批驳。题目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他在文章中说：“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毛泽东同志在文中的回答是：“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毛泽东同志宣称：“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名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他宣称：“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虽然那时没有出现或流传“健康贫困”（Health poverty）和“能力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