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同情?是怜悯?是悲哀?是叹息?是质问他的女儿不孝?是责怪赤脚医生不尽责任?留下了出诊箱里仅剩的半瓶150毫升雷佛奴尔液(一种防腐剂),我沉痛地离开了老人。
并非世上悲哀痛苦的事总喜欢光顾于我,我相信,每个曾在农村工作过或接诊过农民患者的医务工作者,在他们的记忆里,一定都储存过或还储存着这类凄怆悲凉的故事。
下面记录的文字发生在今天,讲述者是我的学生。
王秀秀是我的室友,在大二那年她母亲患上了食道癌,她陪母亲看病检查,晚上在女生宿舍里母亲和她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母女俩就在学生食堂用餐,秀秀多买1个菜,妈妈都不同意。她妈妈说,两个辣椒就可以了。她妈吃菜不是为了营养,不是为了品味,仅仅只是为了下饭。食道有梗阻,她妈就用开水泡饭,秀秀买了碗饺子,她妈舍不得吃,留着秀秀下晚自习吃。她妈说,孩子读夜书,辛苦,肚子会饿的。检查完了,诊断明确了,要住院,她妈带的钱也用完了。妈说,回去筹钱,过了半个月,没见妈来复诊,秀秀急了,托人带信回去询问。妈说,就在乡下吃草药土方。老郎中说,土方可以治好“嗝食病”(食道癌),秀秀希望出现奇迹。3个月后,她突然接到父亲电报:速回。一切在意料之外,一切都让秀秀百思不得其解。母亲出走了,生死不明,留下一张便条,还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秀秀,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母亲小学毕业,歪歪斜斜的字,看得出母亲写这几个字时手在抖,心也在颤抖。母亲生前老实巴交从不麻烦人,母亲死后也不愿麻烦任何人,她就是这样离开了人间吗?秀秀说什么也不相信。父亲说,母亲的病已到了晚期,米汤都很难喝进去,每天到卫生所注射葡萄糖,打一针要10块钱,开始是父亲陪她去,因农忙,母亲一个人去。母亲离家出走后,才发现母亲根本没去打针,那钱,妈存起来了。秀秀回家后,父亲从箱子里拿出来递给秀秀。秀秀才知道那是母亲省下来留给她读书用的。用报纸包了一层,又用塑料包了一层,最后用手绢包好用细红绳捆了一圈。父亲说,可能就只60块钱,第七天的早上她就走了,爸爸从田里回来,发现了这张纸条。60块钱对城里人来说,算什么?在母亲手里是多么重多么重呀!母亲走了,这又是一种母爱。秀秀说,人世间最伟大的是母亲,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母亲选择了这种方式让女儿能完成学业,能安心读书。任何一句安慰秀秀的话都是多余的,都是苍白无力的。那天我在她对面坐着,默默地坐,直到月光笼罩在我们身上。
那夜月光下秀秀的目光、秀秀脸庞上闪闪的泪珠和她的话语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不是哲人,我对这话的理解是迟钝的。我是一个从医近40年的医生。我相信一点,记忆的留存一定会经过情感和良知的筛选。那些农民生老病死的场景经过年复一年的过滤沉淀蓄积在记忆里,已经浓得抹不去,挥不走了,在膨胀,已凸起,要从心底喷射出来。
诚然,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农民亦然。
然而,生,生在他们不该出生的地方;死,死在他们不该死亡的年龄;病,病了没有获得他们该享受的权利;老,老了少有或没有亲情相伴。
于是,我清理了我记忆中有关生与死故事里的农民;于是,我记录了当今农民讲述的他们生与死的故事。
我喜欢这段话:有一种生活,我们没有去经历过,就不知有揪心的艰辛;有一种艰辛,我们没有去尝试过就不会有切肤的感受;有一种感受,我们没有去亲密接触就不会从心底去理解,去认识。经历了,体会了,品尝了,理解了,认识了,我们就会去思考,去投入,去呼吁,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温暖他们的生存,尊重、他们的生命,关注他们的渴望,关怀他们的生死——他们是中国人的大多数——我记下了他们生与死的故事,于是有了这本书,会吸引住你的眼球吗?——我堆砌起来的这些微弱的文字?
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1节 没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数
一个聪敏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
——恩格斯
我始终相信,只有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甘地
没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数
先叙述两件不起眼的小事。
第一件事。前两年我外出到湖北巴东,是枯水季节,江边港口从趸船到出码头口坡陡阶多,爬上去不亚于攀登都市六七层高的楼房。在趸船上我遇见一个中年汉子,肩上背着鄂西川东特有的竹篾背篓,篓里装着被宰的半边肉。我和他一起登阶爬坡。他弓着腰,双手几乎触地,赤脚套一双不合尺码的解放鞋,拇趾和后脚跟都露在外面。登一步,脚指头伸一点,发出吱吱的响声。中途,他只歇过一肩,反背篓斜靠在坡石上,在篓底置一根有横柄的手杖支撑着。总算可以腾出手来抹抹汗,伸伸腰。我只喘气,汗流浃背,我不敢与他多言,怕他累。卸了货,歇一口气,我见他额上的汗珠一串又一串,同情地问一句:背一趟收费多少?他说,三五块钱。凭我医生职业的直觉和观察,他肯定刚患过肝胆疾病。他眼眶内球结膜呈现的黄疸还没褪尽呢!我开门见山地问:你得过胆囊炎还是甲肝?他睁大了眼睛,显示出惊讶。我继续问,你的病还没好全吧!就急着外出打工?身体要紧哪!他一声长叹:没得法子哟,家里几口人张着嘴,等米下锅。地里的包谷填不饱肚子。年初,我大病了一场,是肝炎,要救命,连牛都卖了,种不成地了。活命难哪!他告诉我,他是江对面官渡口镇的农民。晚上还要花钱过江,白天要吃饭,如果货源少,一天扛不上几次,连盘缠伙食费都赚不上。
城镇很多用人单位大都没有对农民工进行体检。我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是带着病痛外出打工或荷锄种田的。他们舍不得花钱治病,事实上,他们也无钱治病。是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么?
第二件事。在从武昌开往南昌的汽车上,遇见几位由湖北毛市、新河乡、棋盘乡到江西打工的农民,他们都是来自血吸虫疫区。用他们的话说,不是逃荒,是“逃疫”,“逃虫”。
他们家乡那儿血吸虫病又死灰复燃,变本加厉了。
村里几乎80%的村民患上了血吸虫病。坐在我身后的杨武还只15岁,已经有5次治疗血吸虫病的经历了。老李学会了烙饼的手艺,在南昌已居住了5年,他们珍惜生命,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虫”和“疫”是怎样复燃蔓延开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逃离呢?
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事,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不起眼的问题,很难引起众人或媒体的关注。
我们就以这两件不起眼的小事为着眼点,拉开我们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卫生部制定了在20世纪末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改革和规划目标:即到2000年,全体人民都能获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总体上达到与小康水平相适应的健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目标的确定不仅是我国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全球性卫生战略的积极响应与承诺,更是出于卫生发展与社会和经济战略目标相适应的考虑。
今天,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大门,我们已向前迈了几步,我们应该回首看一看,这一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目标实现了吗?
20世纪末据国家卫生部提供的数字,我国有8%的人没有获得医疗服务。这个比例是低的,但按8%计算就约有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1个亿的绝对数相当于一个人口大国。1999年国家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公布的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的初步报告中告知,65。25%患者因经济困难需住院而未住院,33。18%的患者需就诊而未就诊。
2002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10月29日的讲话中告知我们:“约90%的农民自费医疗,在一些贫困地区农村有24。3%的家庭靠借钱或欠债支付医药费,55%的家庭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