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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县位于江西中部，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南昌市郊。新丰镇新丰村位于流经南城县的盱江支流河汊边。符小俊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农民，收入全靠种田。2003年春末夏初，正值“非典”流行，他牙痛，不敢也不愿随便外出就医，找片树叶贴贴，贴了痛，痛了贴，他总希望牙痛会自己好，牙龈肿胀得越来越厉害。
“非典”警告解除后，他到镇上一家牙科诊所拔了牙，原以为病会好，殊知，肿胀没消还见长，又买了消炎药吃了1个月，还没消，他怀疑是假药。悔及了，心痛那几十块钱，决定到县医院求治。
县医院做了检查，建议他到省城大医院进一步查查，长包总不是好事。
2003年8月1日，他夫妇俩早上摆渡过河，搭上了到省城南昌市的班车，听说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口腔科好，下车后直奔那儿，已是11点钟了，总算挂上了专家号，专家认真摸了摸后，建议他住院手术。他口袋里只有500块钱，他要回家筹钱，5天后他又来到了一附院，缴了1000元的预交金，做了CT，肿瘤范围很大。减去做CT的钱，剩下的用于开刀显然不够，夫妇俩要求出院，1周后，他们夫妇又来了，妻子邱春兰流着泪说：“就只筹到４０００元，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买的可以抵的都卖了，抵了。”医生说手术费用估计要５０００元，他们夫妇苦苦哀求，能否少一点。种１０年田也存不了这么多钱哪！医生无可奈何地回答：这些价格都是卫生厅制定的，我们也无权为你降价，能省一定为你省点。符小俊刚过３９岁生日，老婆年轻孩子小，总不能有病不治吧！回到家还卖什么？抵什么呢？第二天病理报告出来了，是恶性肿瘤。这一夜夫妇俩抱头痛哭，符小俊坚决要求出院，不治，坚决不治。妻子邱春兰哭泣着向医生说，丈夫给她算了一笔细账。
他们知道恶性肿瘤手术后也只能活三四年，病后的三四年里，哪能赚到三四千块钱呢？省下这笔钱供老婆活命和孩子读书。不开刀未必马上就死，活一天还能干一天，干一天还可以赚钱。符小俊将要用他的顽强坚韧去战胜疾病，他回家还要下田，还要去养猪、养鸡、养鸭。他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没有被击倒之前，他要干得比过去更多、更多。他妻子在出院处点着退款，她的手在颤抖。她点的不是一张张人民币，是丈夫一天又一天的生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从8月1日门诊初诊到8月18日明确诊断，19日出院，共计18天，18天里，他们夫妇是三进三出，来省城一趟两人要花去路费和餐饮费近100元，是他们不会计划？是他们没有时间？是3个字：“没有钱！”
就在这个科，就在2003年的8月，诊断已明确了是恶性肿瘤，而拒绝治疗的农民就有4例，分别是舌癌、牙龈癌和2例腮腺癌。应该说，有些恶性肿瘤能接受早期治疗，预后是好的。但是农民没有钱，即使切除了肿瘤，也无法进行后续的放疗或化疗。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9节 埋单的加减乘除（5）
2004年4月11日是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到了南城县，到新丰镇已修了桥，乘中巴20分钟就可以达到。下午4点钟，我和朋友一起在新丰村找到了符小俊的家。邻居说他们夫妇上山捡柴去了，我们在山口候着他。大约40分钟后，他和邱春兰扛着一捆枯枝出现在山间小路上。呜咽、抽泣，对话几乎无法进行下去。他颜面极不对称，右侧面部高高隆起，张口受限，上颌骨下沉，牙齿在口腔像他背上的枯枝一样，松松垮垮，弹一弹就会失落。他沉默不语。他妻子说，回家后一直头痛，靠打止痛针过日子。这种药在村里、镇里都买不到，只能到县医院找主治大夫开处方。每次开10支，打1针费用是1元钱，半夜里痛醒了，村医也不愿赚这1块钱，他只好自己打，买了注射器、酒精，过去1针可以维持七八个小时，现在4小时都维持不了。痛一止，他就做事，砍柴、下田、喂猪。好在这药还便宜，别的药他舍不得吃。我随他走到家中，破屋残垣，家徒四壁，只需用四个字来形容：一贫如洗。一路上他妻子邱春兰的泪水没有断过，她孩子还小，只有5岁。
在农村一个家庭，男人倒下了，这个家庭基本上就是倒了。她不知自己的丈夫还能挺得住多少日子。如血的残阳渐渐西沉，我望着破屋下他们的背影，我真不知安慰的话如何出口，也许一切安慰的话在此时都是枉然。
符小俊用拒绝治疗表达了对妻子、孩子的爱，他要把省下来的医疗费留给他们。他这是不是明智之举呢？
求生是人的本能，尽心是中国人的美德。人们对医学总是寄托了许多美好的愿望，希望奇迹出现在自己的亲人身上。
双桥乡是江西赣南一个贫瘠的小山村，从那块红土地上走出了无数位红军将领。他们当年举起刀枪闹革命，就是为了让后人世世代代不受贫困的煎熬。
改革开放后，一些农民是富了，赖旺新就是其中一个。农忙已过，他正筹划着旧房换新居，农民辛苦了一辈子就盼望着盖幢房。赖旺新关节痛已半年了。一是忙，二也是想省几个钱，就在乡卫生院买了几块伤湿止痛膏贴贴。病情加重，走路瘸拐。拖到隆冬盖房进县城购材料时才顺便到县医院看看。拍了X光片，医生告知，可能是长了瘤子，要他到省城医院再查查。他屈指一算，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没有三五百元怕是打不下来。先就近找个土郎中看看吧。他包了几服草药敷在痛处。无效，病情逐渐加重。他只得启程到省城，挂号、拍片、血液，还做了CT……各项检查完毕，回程的盘缠还差几个。医生威严地警告说，是恶性肿瘤，要迅速住院开刀。住院预交费是3000元，他找谁乞讨呢？不能白白等死，搭车返乡借钱，卖了猪、鸡，卖了耕牛，最后还卖掉了刚破土动工的全部盖房材料。腿锯了，命保住了，出院了。望着他那在寒风里晃动着的空裤脚，我落泪了，他将如何度过余下的岁月呢？患病的农民都在唱着一支支无言的求生悲歌，凄凉、寒碜、悲痛。但愿悲歌尾声少一点寒意，多一丝温暖；少一点孤寂，多一点慰藉。
6死去无声：人生中最后的那个春天
农民如果患了恶性肿瘤，或是患上了需要支付巨大医药费用的疾病如肾炎、血液病、心脏病，要做肾移植、人工肝、人工肾时，那就意味着他们靠近了死亡。
生活中，许多农民到城里求医的目的只是讨个“说法”。是恶性的无钱治，是良性的舍不得治。说白了，这个说法就是“死因”：我是得什么病死的。
患了恶性肿瘤固然是生命的无奈。同是无奈，步入城市的大医院在肿瘤科病区或在优质病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病人躺在洁白的床单上，抗癌药，一点一点在闪烁的阳光下流进他们的血管。昂贵的药费使他们生命得以延伸1年，2年，甚至3年、5年，也许只有2小时、4小时、6小时。床头上的鲜花，室内的空调，年轻护士的微笑，老专家细心的检查和叮嘱。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享受着人间的温暖与亲情，当药物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安详地闭上眼睛。曾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颇有兴趣地对肿瘤放化疗的病人做了个简单的调查统计，他惊讶地告诉老师，农民患癌症的少，干部患癌症的多，占总人数的80％。老师笑了，告诉他，不是农民患癌症的少，恰恰相反，农民患癌症的人要比城市多，只是他们无力接受需要巨额费用的放化疗。干部或是公费，或是保险。学生哑然。社会会哑然吗？农民的健康、生与死会就这样悄悄地淡出众人的视野吗？
死是人生的终点。病了，谁都希望得到良好的医治，在医生呵护下无憾地死去，而不是痛苦地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