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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维利科夫斯基所写的那些非医学的书籍，以及有关飞碟的专论，究竟产生了什么久远的影响呢？除了有害的影响之外，很难看出还有别的什么。谁能说出究竟有多少正统的基督徒和犹太人读了《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后，由于听说科学已经证实了《旧约圣经》中的奇迹，就会倒退回去相信圣经学的那些原始解释呢？门肯曾经写道，如果你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从火车车窗里扔出一个鸡蛋，都会击中一个原教旨主义者①。这是25年前的情况，时代已经改变，但是人们容易忘掉，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要取得胜利，还是多么遥远的事。在美国南方的许多州，成千上万的中学生物教师，至今仍然害伯教进化论，因为他们唯恐失掉工作。当已故的富尔顿·奥斯勒在《读者文摘》中热情地欢呼维利科夫斯基的著作科学地证实了对圣经最可悲的解释时，有识而开明的基督徒，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无疑地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飞碟又如何呢？我听到许多读过有关飞碟书籍的读者们，用毫不含糊的言词责备政府固执地拒绝透露有关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大盘子的“真相”。人们愤怒地指出，政府的“保密政策”，是我国军事和政治领袖们对美国人民的智慧完全失去信心的明证。
出版科学中的这些胡言乱语，产生了一个更为令人遗憾的影响，就是，他们在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读者们的思想中，混淆了什么是科学知识，什么不是科学知识二者之间的界限。公众的思想越混乱，也就越容易成为伪科学理论的俘虏，而这种伪科学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受到一些强大的政治集团的支持。正如我们在以后的各章中可以看到的，德国准科学的复兴是和希特勒的崛起同时发生的。如果德国人民在区别好坏科学方面受过较好的训练，他们难道会那样轻易地听信纳粹人类学家们所宣扬的疯狂的种族论吗？
归根结蒂，要反对伪科学的传播，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公众有知识，能够把有声誉的科学家的著作与自欺欺人的无识之徒的作品区别开来。这一点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难以做到。当然，总是会有一些两可的情况难以区分。但是，黑色是经由许多程度不同的灰色才逐渐变为白色的，这个事实并不是说，区别黑白就是困难的。
实际上，这涉及两种不同的“连续统”。一种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用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的尺度。在这个尺度的一端是肯定错误的理论厂象意念说这种观点；只有一天生命的胚胎居然能够可靠地记录下他母亲的谈话。在这个尺度的中间，是一些发展中的理论，即可以自圆其说的假设，但由于缺乏充分的数据，因而很容易引起争论，例如宇宙膨胀说。最后，在尺度的另一端，是一些几乎可以肯定属实的理论，如认为地球是圆的或人与兽是远亲。要确定一个理论被证实到什么程度，是个极端困难的问题，而且需要专门知识。事实上，要给假定以确切的“概率价值”，是没有什么现成方法的。然而，这一类问题无需麻烦我们。因为除了少数的事例外，我们要讨论的只是那些非常靠近于“几乎肯定是错误的”理论。它们毫无可取之处，这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第二个连续统是科学家资格的尺度。它也有两个极端，从明显地是值得钦佩的科学家到同样明显地是不配称之为科学家的人。有一些人的地位是可以争辩的：有的人，他们的理论是否出于神志正常，尚在两可之间。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有资格可以称之为科学家，在其他方面则不然。有些人，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可以称为科学家，其他时期则不然，等等。所有这一切，不能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有一种自封的科学家，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被叫作偏执狂。所以称之为偏执狂，根据不在于他的观点新奇，也不是因为他的研究出于一种神经质的动机。根据就是用以估价理论的技术标准。如果一个人坚持提出一些观点，全都和一些有用的证据相左，而这些观点又不能为进行严肃的考虑提出一些合乎情理的根据，那么他的同事们就会理所当然地给他起个绰号，叫偏执狂。
偏执狂们在知识和智力两个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有的愚昧无知，几乎是文盲，他们的活动只是向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发“怪信”。有的则粗制滥造地写了一些小册子，通常由作者自费出版，书名老长，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像片。还有一些人才华横溢，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他们所研究的那门科学，往往具有很深的造诣。他们的著作简直可以和那些真正立论精辟、有着真知灼见的文章鱼目混珠。但是，尽管有这些千差万别，绝大多数的伪科学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些偏执狂们是在与他们的同行们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从事研究的。这不是指地域上的隔绝，而是指和本专业的研究工作者没有富有成效的接触。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隔绝并不一定是偏执狂的一种标志。科学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既没有科学期刊，也没有什么学会。同一领域的科研人员之间的互通讯息也是很困难的。更有甚者，社会往往要对这种通讯施加巨大的压力。在伽利略这个典型例子里，宗教法庭迫使他处于与人隔绝的状况，因为教会觉得，他的观点破坏了宗教信仰。甚至到了达尔文这么近的时代，宗教保守主义的压力仍然如是之大，以致达尔文及其为数不多的赞助者们，在反对那些比较受人尊敬的生物学家的意见时，几乎是处于孤立的地位。
今天，这种社会情况已不复存在。科学摆脱宗教控制的斗争，几乎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教会团体仍然反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某些理论，不过，这种反对已不再能支配科学团体或报章杂志了。每门科学都已建立了颇有成效的通讯网。检验新学说的广泛合作，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检验过程不受上级“正统做法”的控制。在这种现代的结构中，科学的进步依赖于不断的资料交流，因此，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要想闭门造车已不可能。
现代偏执狂硬说，这种闭门造车并非出于本愿。他声称，这是由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团体反对新思想的偏见。这种说法是冉荒谬不过的了。今天，科学杂志中充满着稀奇古怪的学说。成名的捷径往往是去推翻人们坚定不移的信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著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虽然这一成就最初遭到相当大的反对，但总起来说，这还不失为一种理智上的反对。除了屈指可数的例外，那些反对爱因斯坦的有声望的人们，谁也没有把他斥为想入非非的狂人。他们所以不贬斥他，是因为他多年来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辉煌的文章，并且被公认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内，他的相对论几乎已赢得普遍的承认，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悄悄地发生了。
历史上也有不少新的科学见解遭遇到可悲的结果。当然，否认这些事例是愚蠢的。这些新见解没有得到公平陈述的机会，后来证明却是正确的。伪科学家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读者提起这些事例。传统的心理学反对研究催眠现象（由于梅斯默既是一个偏执狂，又是一个江湖庸医，就更助长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医学方面，巴斯德的灭菌说、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塞麦尔维斯博士坚决主张医生在接生前手应消毒等众所周知的事例，都说明一些学说曾经遇到过同行的强烈偏见。
也许，科学上顽固不化最为昭著的例子，莫过于十八世纪天文学家不肯相信陨石确实是从天空中落下来的。由于人们反对中世纪的种种迷信和荒诞不经的故事的情绪仍然如此强烈，因此每当陨石坠落，天文学家们就坚持认为这是从某处捡来的或是大风刮来的，要不就是那些声称亲眼目睹者在撒谎。甚至伟大的法国科学院也对这种民间传闻加以嘲笑，尽管它早先就已对流星现象作过一些研究。一直到1803年4月26日，有几千块小陨石坠落在法国的莱格尔镇，这些天文学家们才肯认真地对待这些坠落下来的石头。
还可以引用其他一些事例来说明科学上因循守旧的情况和各种偏执狂人物作出重大贡献的情况。患有精神病的德国内科医生罗伯特·迈耶发现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时，一个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