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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的。四川的问题，同志们大概也听到一些，错误比较大一些，抓人抓的比较多，而且还打死了人。对这样一些情况，他们送来一个材料给中央，说他们原来抓了多少人，已经放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没放。毛主席就批了：“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中央一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就放，就把人放了。所以主席认为他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对四川一面批评了他们，捉人太多，把一些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是另一方面又称赞了他们，因为他们改正的快。在指出这些方面的问题以后，毛主席又说：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最近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毛主席说，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就是要沉得住气，听取各种意见，然后实事求是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公开的向群众承认错误，而且要立即改正，马上改，像四川那样。这样就取得主动啦。另外要向军队和群众双方进行正面教育，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毛主席说，我看现在这股风，（就是指上面说的一股风，说军队作的事情都错了）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一月底二月初那股风全国也是相当严重的，好多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起初是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但是后来军委八条一出来，部队的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自己又犯了错误。先是学生犯错误，后是部队犯错误。现在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所以毛主席就认为这次不会像二月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学生、群众他们有了犯错误的经验，上一次冲军区不对，他知道了。军队在处理群众冲军区问题上又犯了错误，有的地方人家来请罪，请好几次还不同意，检讨一次不行，再检讨还不行，把人家宣布为反动组织。这样的地方有那么几个。所以主席说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就不会像二月那么严重了。最后这一句话毛主席是充分相信军队也相信群众的。他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虽然现在有这么一股风，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沉住气，实事求是地检对，公开地承认错误，改正，并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这样就可以走上正确的轨道。
毛主席的这两个指示，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解决面对着的这些问题所应该遵循的方针、办法，主席都讲了。从这里我们看山东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觉得主席都给讲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工作里的一些缺点错误，毛主席就讲了嘛，犯错误是难免的嘛。现在有一些群众组织对我们提出批评，我们要沉得住气嘛，不要一听到批评就沉不住气了，就光火，那就不行。要按毛主席的办法，沉住气，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有些话说得过分了，过分的话经常会有的。谁说话能说的都是那么准确呀！参加革命委员会的许多负责人，他们名义上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实际上他还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还是小将。当然里面也有几个不是小将，是中将，老将，但是他基本的情绪，那些小将最起作用了。据我看，同志们现在对小将接触的比较少，我感觉到有些同志对他们不大理解，不大懂。他们对你们接触也少，也不大懂。双方互相不太理解。所以不要怕批评，像毛主席讲的，要沉得住气，不要怕批评。不但不要伯批评，还要像毛主席所推荐的，我们到处去开座谈会，去征求意见，征求批评，听他们的意见，包括那些非常尖锐的意见。很尖锐的意见都要听，耐着心听，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来就不挨攻啦，就不挨批评啦，那才不见得呢！这一方面，我们有一点经验，我们挨攻呀，受批评呀，当然各派都有啦，我这里讲的不是坏人批评我们。坏人攻击我们那是意想中的，他们不攻击我们，我们就糟糕了。我这里讲的是革命派，我在小会上和有些同志介绍江；我在这里也可以和同志们说一下。比如去年十一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状的问题。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十二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十六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四点钟才回去了。现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十六个小时，我就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那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见了我说，唉呀，你好呀，我们在安亭见过面的呀（那个车站叫安亭车站）。这就建立了我们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同志们，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大概只有挨骂的经验，没有挨过骂又变成好朋友的经验。和革命造反派不打这个交道，我看我们的同志缺一棵，这一课应该补上。你这一课如果过了关，以后的事就好办了，日子就好过了。还有一次我和姚文元两个，也是今年一月底嘛，我们到上海。在济南我们看到杨得志、杨国夫的标语固然不少，不过我说你们两个的标语没有我的多，上海比济南大，标语贴的也是满城都是，而且贴了十几天，不是那么一天两天，又没有人去给他们说：你把它刷下来吧，你把它贴掉吧。没有。造反派当然反对这些标语，因为那是一个造反派犯错误的组织干的，其余的造反派组织反对他们，就到处去贴，他贴了标语，给他再贴上，造反派也贴另外的标语，标语战斗了半个多月。那种日子我们过惯了，觉得没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去看，看看贴了什么，也就过去了，我们照常开会嘛！还照常找那些人谈话。他们攻我们最厉害的时候，我们找他们谈话，那次我和姚文元也是去呀，一去整整地骂了我们六个小时，什么话都有，说我们是反革命两面派。那个时候正在搞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因为陶铸的问题刚刚揭开，因此到处流行着要抓什么人，揪什么人！什么式的人物，他总要在式头上安一个帽子的。那时我就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那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听一听有什么不好呀！听一听也很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头两天，忽然一个晚上就大整谢富治，谢富治同志现在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大概就是你要夺权了，或者是在夺权以后，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它是要在我们内部出一些事。遇到这种事，要沉着。谢富治同志他也有经验了。也是造反派贴他的，不是坏人贴他的。谢富治他是公安部长，他也不抓人。他说，咳，让他贴吧。别的造反派说，我们把它撕掉，他说不要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