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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仍然会影响到你，她说道。“在你之前的人们也会影响到你。
“我们到过的许多地方。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先于我们而来的人，可能压根儿就不存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花了那么多时间—我们时常以为它们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才开始存在的。其实不然。”
她轻轻地叩着手指。“如果不是因为埃米尔，我就没有了丈夫。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就没有了码头。如果不是因为码头，你就不会在那里工作了。”
爱迪搔搔脑袋。“这么说，你是来告诉我关于工作的事？”
“不是，亲爱的，”鲁比说道，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我是来告诉你，你的父亲为什么死的。”
电话是爱迪的母亲打来的。那天下午，在海滨走道的东头靠近“小火箭’的地方，他的父亲倒下去了。他高烧不退。
“爱迪，我很害怕，”他母亲说道，声音颇抖着。她告诉他，那个星期头几天的一个晚上，他父亲在天快亮的时候浑身湿透地回到家里。他衣服上都是沙子，还丢了一只鞋。她说他浑身是海水的味道。爱迪打赌还有酒精的味道。
“他咳嗽着，”他母亲解释说。“后来越咳越厉害了。我们应该马上叫医生就好了……”她的声音变得恍惚起来。虽然病成那个样子，她说，他那天还是去上了班，同往常一样，带着工具腰带和圆头锤子—但是，那天晚上。他拒绝吃东西，躺在床上猛劲地咳嗽、哮喘，汗水把他的汗衫都湿透了。第二天更糟。今大下午，他瘫倒了。
“医生说是肺炎。噢。我早该做点什么。我早该做点什么。。。。。。。”
“你应该干什么？”爱迪问道。他恼火她把这些都怪罪在她自己身上。是他那酒鬼父亲自己的错。
爱迪听到母亲在电话里哭泣起来。
爱迪的父亲过去常说，他在海边生活了那么多年，连呼吸都有海水味。现在，他被困在医院的病床上，远离大海，他的身体像一条在沙滩上搁浅的鱼一样开始萎缩。并发症出现了。他胸部充血。他的病情从尚好转为稳定，从稳定转为严重。朋友们先是说“他明天就能回家了”，现在改口为“他过一周就能回家了。。在他父亲没法上班的那段时间里，爱迪白天开完出租车，晚上就到码头上帮忙，润滑游乐车轨道，检查刹车片，测试控制杆，甚至在车间里修理损坏的游乐车零件。
他实际上是在帮他父亲保住他的工作。公园业主们承认了他的努力，付给他相当干他父亲一半的工资。爱迪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每天去医院，大多数晚上睡在那里。爱迪和玛格丽特帮她打扫房间和购买食物。 爱迪十几岁那会儿，一旦他拖怨或者显露出对码头厌烦的情绪，他父亲就会没好气地抢白他一句：“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后来，当他建议爱迪中学毕业后在码头上找份工作时。爱迪差不多笑出声来，他父亲于是又说：“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在去打仗之前，爱迪讲到想跟玛格丽特结婚并且成为一个工程师。他的父亲又说：“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
尽管如此，眼下，他还是在这里，在码头上，做他父亲的活计。
一天晚上，在母亲的催促下。爱迪终干来到医院。他慢慢地走进病房。多年来拒绝跟他讲话的父亲，这会儿连试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用一双沉重的眼睛望着他的儿子。爱迪想了半天；可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好做了一件他能想到的事；他举起他的两只手。让父余看他的沾满油腻的指甲。
“别大惊小怪的，孩子：其他的维修工人们跟爱迪说。“你的老家伙会挺过来。他是我们见过的最硬的一条汉子。”
父母们很少会对他们的孩子放手，所以；孩子就对他们的父母放手。他们向前走。他们向远处走。那些普经让他们感到自身价值的东西—母亲的赞同，父亲的点头—都已经被他们自已取得的成绩所替代。直到很久以后。当他们的皮肤变得松垂了，心脏变得衰弱了。他们才会明白：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基于父母的经历建立起来的，就像生命之河里的石头。层层叠叠。
当他父亲的死讯传来—“他走了。”一个护士这样告诉他，就好像他父亲出去拿牛奶了—爱迪感到一种极端空虚的愤怒，一种在笼子里打转的愤怒。像大多数工人的儿子一样，爱迪渴望他父亲会像英雄一样地死去，以抵消他一辈子的平庸。一个瘫倒在海滩上的酒鬼，没有任何光彩可言。
第二天，他来到父母的公寓，走进他们的卧室，打开所有的抽屉，好像会在里面找到一些父亲的影字。一些钢镚儿，一个领带夹、一小瓶苹果白兰地、一些橡皮筋、几张电费单、几支钢笔和一个侧面印着美人鱼的打火机。爱迪在这些东西中翻来翻去，终于，他发现了一副扑克牌。他把它揣进了口袋里。
葬礼规模很小，且过程简短。在葬礼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爱迪的母亲都生活在恍惚之中。她跟她丈夫讲话，好像他还在那里。她朝他吆喝，让他把收音机的声音调低。她煮两个人吃的饭。她把床铺两边的枕头都抖松，虽然只有一边睡过。
一天晚上。爱迪见她正往厨台上摞碟子。
“让我来帮你，”他说。
“不用，不用，”他母亲回答。“你父亲会把它们收起来的。”
爱迪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妈，“他柔声地说道。“爸去了。”
“去哪儿啦？”
第二天，爱迪去见调度员。告诉他自己辞工不干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和玛格丽特搬回了滨林路上的公寓，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单元6B…狭窄的过道和厨房里望得见旋转木马的窗子。他已经接受了游乐场里的一份工作，以便照看他的母亲，对于这项差事。过去他在年复一年的夏日早早巳训练有素：“红宝石码头”的维修工。爱迪从来没跟人说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母亲，或者其他任何人—但是，他诅咒他父亲的死，诅咒他把自己陷在他一直想逃避的生活里，他好像听到老家伙在坟墓里高声大笑。显然，这生活现在对他来说巳经够好了。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三十七岁。早餐开始变凉了。
“你看到盐了呜？”爱迪问诺埃尔。
诺埃尔一边嚼着满嘴巴的香肠，一边从车厢式座位里探出身去，伏在另一张桌子上，抓起一个盐瓶。
“给，”他嘟哝一句，“生日快乐。，
爱迪使劲地抖了抖盐瓶。“桌上留个盐瓶有什么难的呢？”
“你是谁呀，经理吗？”诺埃尔说道。
爱迪耸耸肩。早晨的天气已经热了起来，湿乎乎的。这是他们的惯例：早餐，每周一次，星期六早晨，在公园开始热闹之前。诺埃尔做干洗生意。爱迪帮他拿到了清洗“红宝石码头”维修制服的合同。
“你觉得这帅小伙儿怎么样？”诺埃尔说。他手上拿着一本《生活》杂志，翻到的一页上面有一个年轻政治家候选人的照片。“这家伙怎么能竞选总统呢？他是个孩子！”
爱迪耸耸肩。“他跟我们一般大。”
“你开玩笑吧？”诺埃尔说道，扬扬眉毛。“我还以为你得再老一点才能当总统呢。”
“我们本来就老了嘛，”爱迪嘟哝一句。
诺埃尔合上杂志。他压低声音说，“嘿，你听说在布莱顿发生的事情了呜？”
爱迪点点头。他呷一口咖啡。他听说了。一个游乐场。一部缆车。什么东西断了。母子俩从六十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摔死了。
“你在那里有认识的人吗？”诺埃尔问道。
爱迪用牙齿咬着舌头。他不时地会听到这样的故事，什么地方的公园出事故了。他会不寒而栗，好像有一只黄蜂刚从耳边飞过。他没有一天不担心这种事会发生在这里，在“红宝石码头，在他的监督之下。”
“没有，’他说道。“我在布莱顿谁也不认识。”
他凝神望着窗外，一群去海滩的人们从火车站里走出来。他们带着毛巾、太阳伞和装着纸包三明治的柳条篮子。有些人甚至拿着那个最时髦的东西： 轻铝做的折叠椅。
一个老人从窗前走过。头戴巴拿马式草帽，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看那个家伙，”爱迪说道。“我敢向你保证，他肯定会把雪茄扔在海滨走道上。”
“是吗？’’诺埃尔说道。“那又怎么样？”
“雪茄掉到木板缝里，会烧起来。你能闻到。他们涂在木头上的那些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