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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很重要，而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上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视角也很新颖，我感兴趣的是，二位能否把这一比较更加具体化呢？（大字字幕：从改革创新的视角看近代中国的历史道路）
侯：从最为直观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以殖民主义的方式侵略中国，一方面引发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救国热情，另一方面又通过军事和文化的双重手段，力图根本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绝望、麻木以致俯首帖耳。应该说，它们的图谋不可能真正得逞，但也为“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制造了大麻烦。方志敏在他的遗作《可爱的中国》中对此有深刻的描述。（《可爱的中国》及方志敏画面，画外音读出书中的文字：有些人简直没有一点民族自信心，认为中国是沉沦于万丈之深渊，永不能自拔，在帝国主义面前，中国渺小到象一个初出世的婴孩！）不难看出，如果说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入侵之初，主张“全盘西化”者中可能还有真理的追求者的话，那么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殖民主义文化心态的扩张，“全盘西化”不仅在精神上是懦夫、胆小鬼，而且在思想上也是毫无想像力和创造性的懒汉、应声虫。反过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解放的先锋，而且是最具浩然正气和思想活力的改革创新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就是这种改革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背景：中共七大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中共十五大与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中共十六大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大字字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成果是改革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
沈：一般地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决定了推进这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具有无比突出的改革创新性；特殊地说，中国更是在各种客观历史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每走出一步都必然凝聚着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创造性，都是“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例。它是在两个学习受挫之后成功开创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形成的。两个学习受挫指的是，第一向西方学习走旧式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道路受挫，（背景：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失败）第二简单套用苏俄“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受挫。原因都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弱小，民主力量也相对弱小，而反民主的敌对势力却特别强大（三座大山），世界上现有的革新变法模式均不适用。
主持人：你讲得很有道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国情、世界政治经济走向以及种种主观条件所作的科学把握，对于民族生存发展问题进行重新的定位，才使得看来毫无希望的民族有了出路，有了生机活力。侯教授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再谈谈吗？（大字字幕：创新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侯：这个“结合”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学问大得很。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国实际则是中国现实历史的具体阶段，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要结合就要寻找“结合点”。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可以说有“四大发现”：第一，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它是中国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性因素，既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又有其中国特有的性质和组成；第二，发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虽然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就决定了它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三，发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既体现了现代历史条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历史发展的水平。第四，发现了确保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既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要求。这些伟大的创新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而且孕育了体现中国历史具体发展阶段要求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背景资料：井冈山精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延安精神－“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西柏坡精神－“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沈：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形成的这种改革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革命精神，它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完全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团结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的集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革命的实践和改革的实践对立起来不仅在政治上有害，而且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对“告别革命”、“暴力社会主义”论调批判）实际上，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们民族在革命时期形成的精神风貌，迅速地转化为新中国、新社会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谱写出和平建设年代的时代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旧貌换新颜”。资料表明：1949年，我国国民人均收入仅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但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就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人均收入一举超过亚洲人均水平，与印度基本持平。（“甩掉贫油国帽子”的大庆石油会战和“王铁人”精神，改变世代缺水贫困面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
主持人：但是，有人认为，毛泽东经历了其晚年的失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经历了个人迷信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怎么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培育当代中国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推动力呢？
侯：问题的根本在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属于探索中的失误，是出于真诚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而结果事与愿违的一个悲剧，是违背毛泽东本人意愿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一种偏离，它与固守既得利益而窒息社会活力、造就思想僵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尽管“十年内乱”使我国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没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地位没变，因而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历史主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生机活力，而一旦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蕴藏在社会中的巨大活力就会更加炽热地迸发出来。所以，邓小平在1978年所做的事情，首先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毛泽东破题的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出来。用薄一波的话，这就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因此，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同时期不断地发扬光大。
沈：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弘扬。（大字字幕：改革开放充分体现和弘扬了时代精神）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面对的历史任务不仅是结束“文革”，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对正在逐渐显露出来的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冷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点。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并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的新挑战，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时期”。邓小平理论明确回答的时代新课题有：从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角度，解决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基本矛盾，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