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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确定中国目前事态的发端日期，乃是美国公使田贝（83）上校在北堂（84）开放之时用法文发表“一流”演说的那一天。田贝上校以及驻京的整个公使团都完全清楚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目前的地位，乃是基于一条厚颜无耻的伪造条款——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的一条伪造条款之上的（85）。当北京的外国公使团乞求圣灵保佑这一厚颜无耻的赝品时，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是向公使馆开枪射击！
昨天，头戴圣冠的主教大人对着圣灵这样说：“圣灵！请下来吧，”
“不。”将要下来的圣灵道，“我不下来。”
正如英国的犹太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德国犹太人海涅发现了他们本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什么一样，在法国，也是一个名叫甘必大（86）的犹太人发现了法兰西真正的弊病，他将其称之为“教权主义”（C1ericalism）。如果甘必大活得更长一些，今日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路易·波拿巴派法国军队去保卫罗马的教皇宫殿时，法国的教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自甘必大时代以来，教权主义在法国的影响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有很强的势力。因为法国那些社会活动家们认为：“反教权主义与商品出口不相干。”因此，尽管法国的军队没有再被派去保卫教皇，但法国人民却不得不缴纳税金，以便派人到中国去参与保护教皇的主教及其代理人的战争——为要给他的皇冠再次镀金，我们又须缴纳沉重的税银！
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教权主义利用其国外布道团作为进行投机买卖以维护自身在法兰西的特权之基础。耶稣会士们谈起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团时确实可以说：四处奔走的传教士们，乃是我们做生意的“旅行推销员”。
法国政府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一下，看这些“旅行推销员”的生意做到何种程度，不用说其他肮脏生意，仅他们所从事的土地投机买卖一项，就已火红得不得了。除此之外，在中国，每发生一次教案，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意味着要发一笔横财——因为他们每遭受一两银子的财产损失，就可以要中国政府赔偿白银50至100两——我算不清他们获利的百分比是多少了！
我说过法国现在没有公认的贵族，但法国、现代法国还是有一种贵族。在现代法国，真正的贵族是那样一些文坛巨匠，从发誓要“消除无耻”的伏尔泰到坦承“我忏悔”的左拉都是。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怯懦乃是好人的不幸！”如今，法国需要有像伟大的丹东那样的人去呼喊：“勇敢些！勇敢些！再勇敢些，革命就成功了！”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法国出现了
未来的晨曦！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勇往直前吧，高卢和法兰西！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1）
箴言
爱默生说：“我的英国朋友问我是否存在真正的美国人？那种具有美国思想的美国人？面对这种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我所想到的既不是各政党会议，也不是国会；既不是总统也不是内阁大臣，不是这样一些想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的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些具有最质朴最纯洁心灵的人们。我说：‘是的，肯定存在’，于是我谈开了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理。我说，确实，我从没有在哪个国家见到过人们有足够的勇气坚持这一真理，我非常清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勇气更能赢得我的尊重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滑膛枪崇拜者——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毫无疑问，不能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87）先生最近在离开上海回国之前说道：“我不担心中国人还会发动同样的暴乱，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我想，这不该是一个美国官员、一个爱默生的同胞所应该说的话，这是一个卑鄙的孤儿院女舍监所说的话——她长期惨无人道地虐待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而当孩子们反抗时，又毫无人性地加以残酷的痛打，然后坐下来喝口茶，还抛出一句：“这下小家伙们绝不敢再胡闹了，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
罗斯金说：“粗俗的本质在于麻木。”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的粗俗，不过是身心缺乏训练和未经开发的迟钝，而在真正的与生俱来的粗俗中，身心有如死一般的麻木，臻于极至，就变得残暴成性，无恶不作。
但一般说来，美国人，还有俄国人，最不易陷入这种身心死一般的麻木之中。俄国人——众所周知俄国的下层人物及俄国兵是残暴的——有人说，“你惹了一个俄罗斯人，就等于碰上了一个鞑靼人。”俄国军队最近在中国北方的暴行无疑骇人听闻，但这种残暴仍然是那种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的残暴。因此，俄国人的残暴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种德国人形象地称之为“Rohheit”（字面意思是：纯粹的粗鄙）的残暴——即那种“人面兽”（88）的性情——阴森呆滞、庸俗粗野、冷酷无情、兽性十足，这些都是这种残暴的特征。
与俄国人被认为残暴一样，美国人则被认为是粗俗的。但美国人——美国受过糟糕教育的阶层明显的粗俗，一般说来，正是罗斯金所言的、身心未经训练与开发的迟钝，即那样一种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者的粗俗。相反，英国伦敦佬或欧洲资产阶级的粗俗，才是与生俱来、深入骨子里的粗俗。
去年夏天，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向我解释了美国文明的简单结构。他说：“在美国，无论我们何时规划一座城镇，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所学校，一座教堂和一个法院。”学校代表人，教堂代表上帝，法院连同绞刑架代表魔鬼。人首先被送往学校看看是块什么料，如果可堪造就，就送往教堂使之成圣；如果不堪教化，就送到法院、送到绞刑架——直接交给魔鬼。
这就是质朴的美国小木屋文明，但现代美国人已经“进步”了。除了修建学校之外，他们还创办了报纸；除了教堂之外，他们又创立了形形色色、大小各异的剧院；除了法院之外，他们还建起了银行。因此，那些本该送往学校受教育的人，现在却在阅读庸俗报纸，并因受其迷惑而丧失了原有的教养；那些本该送往教堂虔诚修行、接受高尚教诲的人，现在却热衷于到大大小小的剧院去享乐，耽于这种庸俗的消遣；最后，许许多多本该送往法庭或径直送往绞刑架下被绞死的人，现在却坐四轮马车到银行去提取利息和存款！
与此同时，那本该教育年轻一代知书识礼的美国学校和学院，现在已变成地道的“锻工车间”，在那里，学生们被教以如何挣钱或如何谋生的方法，其途径是掌握那些被称为“现代技工艺术”的粗俗不堪的手头把戏——或被称为法律和神学的精巧的“脑筋急转弯”。在许多美国大学里，牙科学、手足病治疗或指甲修剪学，被置于同柏拉图和维吉尔的学问（89）一样“高”或一样“低”的地位。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2）
与此同时，美国的基督教会也变成了盗贼和懒汉们的救济所。募集和分发救济品原本是基督教会的真正职能之一，但现代美国教会募集救济品，不是为了发放而是留着自己享用。如果人们真遭到不幸，那么接受救济当然没有什么不义或不光彩之处，然而，如果人们实在没有遭受不幸，只是“敏锐”地发现吃救济乃是一条舒适简便的谋生之道，那么其中包含的不义之恶便不言自明了——由此他亦将陷入真正的不幸之中。当人们耻于接受施舍而不以盗用施舍物为耻之时，那么接受施舍岂不更加臭不可闻？但必须公正地指出，对于今日欧美诸国的基督教会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了，它甚至不会以“传教士抢劫”为耻了。假若现代美国教会真有羞耻之念，它就不会振振有辞地写公开信给“异教徒”——日本的佛教徒，证明它有权向中国的饥民索取赔偿——在这些饥民家中，基督教会的代理人则帮着纵火，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以为食，以致陕西已经在出售人肉！这些赔偿和“劫来之物”自然不是用在教会或传教士本人身上，而是留给其可亲可爱的中国皈依者们享用。他如此标榜，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关心那些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