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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谈一下欧洲的德国军国主义历史。在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后，日尔曼民族，具有道德水准的日尔曼种族，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憎恨所有的混乱和无序，德意志人民以军国主义为手中剑，成为欧洲文明的公正卫士。换言之，维护欧洲的秩序和整齐的责任，事实上，可以说欧洲的道德霸权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在宗教改革后，弗里德里克大帝，像英国的克伦威尔一样，开始举起德国军国主义之剑来维护欧洲，至少是成功维护了欧洲北部的秩序和整齐。弗里德里克大帝死后，他的继任者不知道如何用德国军国主义之剑保卫欧洲文明；事实上，他不适合把持欧洲的道德霸权。结果，整个欧洲，甚至德国法院，成为文明虚饰下仇恨的无底深渊；终于，苦难的人民，法国的普通百姓举起锄头反抗仇恨。起义反抗仇恨的法国普通百姓很快成为暴民，最后他们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７ ）。他领导暴民掠夺、凶杀、毁灭和蹂躏整个欧洲，直到欧洲国家团结在以德国军国主义为核心的周围，在滑铁卢终结了这个伟大领袖。此后，道德霸权本该重返日尔曼种族——普鲁士，这一德意志的脊梁。可是，建立了奥地利王朝的其他种族对此嫉妒并加以阻止。结果，由于没有德国的道德水准和军国主义之剑来制止暴民，这些暴民在１８４８年的猛烈起义打破了欧洲文明。再一次，德国——日尔曼国家的脊梁，具有道德水准和军国主义之剑的普鲁士人从暴民手中拯救了欧洲——拯救了君主政体（俾斯麦称其为王朝），拯救了欧洲文明。
序言（3）
但奥地利人——建立奥地利帝国的其他种族再起妒意，不让德国——日尔曼民族的脊梁——普鲁士人，接管欧洲的道德霸权，直到１８６６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铁血宰相俾斯麦及普军总参谋长毛奇用武力弹压了奥地利人的妒意，德国才重新掌握欧洲的道德霸权。此后，路易·波拿巴，他不像他叔叔那样是个领袖，而是个暴民中的骗子，或者是爱默生（８）所谓的成功的小偷，率领巴黎的暴民企图阻止并夺取德国手中的欧洲道德霸权。结果，威廉一世手持德国军国主义利剑远征色当，征服了这个可怜的小偷和暴民骗子。信任暴民和暴民骗子的巴黎普通百姓的家园，不是被德国军国主义，不是被德国人和普鲁士人，而正是被他们信任的暴民洗劫烧光。１８７２年后——不但欧洲的道德霸权，而且欧洲的实际政治霸权终于转移到了灵魂中有日尔曼种族的道德水准、手中有德国军国主义之剑的德国手中，由此压制了暴民，维护了欧洲和平，由于德国的道德水准和德国军国主义之剑，欧洲自１８７２年到现在享有了４３年的和平。辱骂和谴责德国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人应该明白，欧洲恰恰应该感激而不是辱骂和谴责德国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
上文我不辞辛苦地给出德国军国主义的大略描述，是为了让德国人知道，我并不是对他们有偏见才说出下面要说的话，以此来说明这场战争真正的直接责任主要在他们，在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别人。我说这场战争真正的直接责任主要在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别人。为什么？——因为权力意味着责任。（９）
我说过，德国人对正义的热爱，对非正义的憎恨，对混乱和无序的憎恨，使得他们信任和崇拜强权。我要说的是，对非正义的憎恨，对混乱和无序的憎恨，当它过于强烈，当它达到过分的程度时，也就成了一种非正义，一种可怕骇人的非正义，甚至比混乱和无序更为罪恶和错误。正是这种对正义的热爱所导致的对非正义的过分憎恨，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在古希伯来人那里达到过分的程度——欧洲人是从古希伯来人那里学到知识和对正义的热爱，正是这种憎恨毁灭了以色列国。耶稣基督把他的人民从这种过于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中拯救出来。基督，用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妙不可言的福音对他的人民说：“记住，我是温和谦卑的，要给你们心灵的和平”。但是犹太人——他的人民不听他的；他们非但不听，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犹太国毁灭了。接下来罗马人成了欧洲文明的卫士，基督说，“拿剑的人会和剑一起毁灭！”（１０）但是罗马人也不听他的，相反，却赞同犹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罗马帝国和古老的欧洲文明毁灭消失了。歌德说：“人类一定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要对罪人温和，对犯人仁慈，对野蛮人有人性。最先教导和为了实现这种可能并推进它的实行而献身的人，一定是具有神性的人。”
按照不朽伟人歌德的话，我想呼吁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除非他们找到了制止自己对非正义那狭隘、固执、刻板、过分的憎恨的办法，除非他们抛弃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他们，德意志民族，如犹太国一样，将会毁灭，而需要有力护卫的欧洲文明，也会像古代欧洲文明一样崩溃消失。因为，正是过于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让德国人和德意志民族信任和崇拜强权；正是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使德意志民族、德国外交官、德国官员和德国人，在对待别人的行为上轻率无礼。我的德国朋友曾要我给出德国的强权崇拜、德国无礼的证据，我只需指点北京的克林德碑给他们看就可以了。北京的克林德碑是德国强权崇拜、德国外交无礼、德国外交事务无礼的纪念碑。（１１）（德国大臣克林德男爵，他在中国义和团狂热爆发的时候被一名疯狂的军人失手杀死。作为对那个疯子行为的惩罚，德国外交官坚持在中国首都大街上建立克林德碑，要在整个中国的额头上烙下一个去除不掉的耻辱烙印。义和团爆发前，俄国大臣喀西尼伯爵，后来在和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是有教养的，英国和德国大臣则缺乏教养——特别是在北京的德国大臣，简直蛮横。”）正是德国的强权崇拜，以克林德碑为明证的德国外交的无礼，让俄国沙皇说出：“我们忍了七年了，该结束了。”德国外交的无礼让真正热爱和平的沙皇和欧洲最好的人民，最通情达理、最可爱、最亲切、最不记仇的欧洲人——俄国人，站在英国和法国的暴民和暴民崇拜者一边，签订了三方协议，让俄国最终站在塞尔维亚的无政府暴民这边，于是战争爆发。一言蔽之，德国外交、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无礼，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
因此我说，如果德意志民族，今日现代欧洲文明真正的、公正的、合法的卫士，不该毁灭，如果现代欧洲文明应该拯救——德意志民族、德国人就必须想办法制止导致他们绝对信任和崇拜强权的、过于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事实上，他们必须想办法制止导致他们轻率无礼的、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那么，德意志民族和德国人民从何处寻找制止他们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的办法呢？我要说，德意志民族，德国人，可以在他们伟大的歌德的话里找到答案。歌德说：“世界上有两种和平力量：正义和礼法。”
序言（4）
正义和礼法，即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ｄｉｅＳｃｈｉｃｈ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中国孔子教导我们中国人的好公民宗教的本质；礼法，更是中国文明的本质。希伯来人的文明宗教教导欧洲人正义的知识，但没有教导礼法；希腊文明教导欧洲人礼法的知识，但没有教导正义。而中国的文明信仰同时教导了中国人正义和礼法——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ｄｉｅＳｃｈｉｃ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希伯来《圣经》，是欧洲人建立现代文明的文明设计图，教导欧洲人爱正义，做公正的人，做正确的事。但中国的圣经——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子为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文明设计图，也教导我们爱正义，做公正的人，做正确的事，不过补充道：“爱正义，做公正的人，做正确的事——但要合乎礼法”。简言之，欧洲宗教说：“做好人”。可中国信仰说：“做守礼的好人”。基督教说：“爱别人”。可孔子说：“爱人以礼”。守礼并对正义的信仰，即我所说的好公民宗教，我认为，它是欧洲人，特别是战争中的各国人民此时想要结束战争，拯救欧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