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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并不想就此止步；在正在写的小说里；我在尝试神秘的补色。不是刻意；刻意就没意思了。复杂到了极致便成为简单；单纯的墨可以分出五色；每一个字都可以达到意外的效果。写作；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晕眩。
4
西蒙·德·波伏娃有句名言。她说写作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这个呼唤通常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自然；并不是人人都能听到这种呼唤。
说到底；这是一种神祗的呼唤。
很小的时候；因为家庭不睦；我的心灵时时感到压抑和痛苦。一个孩子的痛苦虽不比成年人更沉重；却要尖锐和难以忍受得多。何况；孩子的痛苦中还常常伴随着恐惧。我时时渴望能出现一个爱我、保护我的人；他将驱逐我四周的黑暗；带领我进入天国。对于天国的概念我停留在一篇童话《天国花园》所描述的场景。那时我常常做一个关于天国花园的梦。花园里的花只有色彩没有阳光；远处站着全身通明透亮的天使。而醒来的时候；我从窗帘的缝隙看见对门邻居家栽种的一棵歪脖子向日葵；在黑暗里它很像是一个戴着草帽的男人阴险地窥视着窗子；我被它吓得哇哇大哭。
我这种无端的哭泣和我的种种行为照例被大人们认为是乖张。我从来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尽管我学习成绩很好；并且在美术、音乐和写作等等方面很早就显示出了天赋。我对成人世界的恐惧和格格不入使我内心闭锁；在我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里终于出现了神。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只同他对话。我很早就拥有了一种内心秘密。这秘密使我和周围的小伙伴们游离开来；我很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很怕在现实中与别人不同；于是我很早就学会了掩饰；用一种无限顺从的趋同性来掩饰。这种掩饰被荣格称为人格面具。这是我的武器；一种可以从外部世界成功逃遁的武器。正是依靠这种武器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的那些岁月；包括在黑龙江兵团那些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我始终注视着内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就像“没活过”似的。这就是：逃离。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坚强还是懦弱；更不知道这是一种超越还是一种更大的不幸。
但无论如何我作出了对那种内心呼唤的回答。我选择了写作。写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着天国的一种行当。它同我从小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一致的：它是人类进行着分割天空式的美好想象和对于现实现世的弃绝。没有一个作家敢说他是在真实地摹拟着生活本身；因为这种真实毫无价值；它只需要一个记录员就够了。而写作却是一种每时每刻也难放弃的对生命的观照；它观照着生命也预约着死亡；覆盖着生者也覆盖着死者；它是时空消失之后的永恒存在；它是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的宿命和母题。
至于那个神祇的秘密；它将一代又一代地活在孩于们的心里。可惜；孩子一旦成人就把心里那个秘密忘了；而且一点儿也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点也没想到那孩子便是自己的过去。而孩子却一直被那可怕的秘密烧灼着；直到成年。这大概就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如果有一个成年人记往并懂得孩子的秘密；那么她一定是“得有神助的人物”；她的名字应该叫“作家”。
5
我的平凡而怪异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想自杀；我曾经一次次地走向一个靶场；盼望一颗流弹飞来结束我小小的生命。我无数次地幻想在我死后或许能获得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我想象着母亲会为我哭泣；一想到这个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就这样我长到十三岁；在我身体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我再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新的恐惧来临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长大；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自己会走向大街上那些肥臀妇人的行列。我在一篇小说《末日的阳光》中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感情；那篇小说写了一个十三岁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的恐惧和困惑——这恐惧与困惑是双重的；因为当时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除了恐惧与困惑之外；女孩还有着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一个幻想中的青年男子——沉默、严肃、富有献身热情；与女孩有着一种纯粹属于青春的、蒙眬而纯洁的爱恋。人都是需要自欺的；失去母爱的女孩用一种遥远的情爱幻想来欺骗自己也许是唯一的出路。这种自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逃离；用一种遥远的幻想来逃离现世。但是这种逃离实际上十分残忍：它使我对于蒙眬初起的性意识陷入了一种渴望、恐惧与弃绝的矛盾与危机之中。幻想和白日梦是我唯一的享受。一个朋友说我是“浪漫主义最后的一颗棺材钉”——我当时以此为荣。永远作为第二性的女人。
也许我的从女孩到女人的过渡期过于漫长；所以一成为了女人便已历尽沧桑。我真正被抛掷到一个孤立无援的荒岛上是大学毕业、结婚、分配工作之后。那时；我童年的神已经消逝。我的灵魂常常因为心里空空荡荡而产生一种巨痛。我羡慕周围许多没有灵魂的空心人。我深知没有灵魂便没有痛苦；但是对于我来讲；没有了那种痛苦比痛苦本身还难以忍受。在这时；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写一个违反传统思维模式、超越常轨的女孩如何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以至被社会视为疯人、被社会与人群摒弃的故事；说到底；这是一部反社会的小说。我收到读者来信七百来封。后来我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为电影《弧光》；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与争议。这部电影在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获特别奖。
那时我对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还没有任何了解；但我的小说却暗合了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点。我的女主人公虽然仍然向社会选择了逃离的方式；却是以逃离的形式在进行着反抗；尽管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却是带有着一种不屈的精神。你可以践踏我摧残我甚至从精神上戕害我从肉体上消灭我；但我的精神不死；我的精神始终俯视着你怜悯着你蔑视着你摧毁着你。我这篇小说依然没有脱离理想主义的轨道。尽管我的理想主义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被商业主义神话笼罩和淹没了；八十年代初一同写小说的朋友做起了掮客收起了回扣炒起了股票玩起了期货与房地产。而本来学财政金融专业的我却彻底摒弃了自己的专业；成了大半个专业作家（之所以说是大半个；是因为我每年还要完成两集电视剧）。和西方作家一样；我也需要一种谋生手段来养活自己；电视剧便是我的谋生手段。我很清楚；电视剧是商品社会的产物；是快餐文化和大众传播；它与纯文学实际上格格不入。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看顾着我的小说。无数次地拒绝高酬电视剧的诱惑。我很明白世间万物都是有取必有舍；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我宁肯摒弃金钱而从纯文学写作中获得精神快感与灵魂宣泄。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在童年时便听到神的呼唤而需要用一生来进行灵魂救赎的人。我失去了很多；但我至今不悔。
《双鱼星座》与《迷幻花园》是在我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写的。当我真正深入到这个社会；我才深感伍尔芙在《自己的房间》里书写女人境遇的透彻：“确实；女人如果仅仅生活在男人的小说里；人们完全可以把她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勇敢而又卑贱；艳丽而又污秽；无限美好却又极其可恶；同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有人认为她比男人更伟大。但这只是小说中的女人。而在现实中；她却被关在屋里毒打；摔来摔去。于是产生了一种十分奇怪的混合现象。想象中她无比重要；事实上却一钱不值。她充斥一部部诗集的封面；青史上却了无声名。在小说中她可以支配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在现实中却得给任何一个其父母可以给她戴上戒指的男子当奴隶。在文学中她嘴里能吐出最富灵感的诗句；最为深奥的思想；在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只能成为丈夫的所有品。”令人震惊的是；伍尔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个菲勒斯中心的世界统治仍未有丝毫改变。
《迷幻花园》写一对少女时期的好友；最初通过对方认识自己的特征；犹如“镜像置换”的一对准同性恋者；后来因为一个绝对的男性的介入；两人处在了一种奇怪的分离与重叠的状态中；女性的生命、青春与灵魂永远错位；而那条通向墓地花园的小路；则标识着一个实体的认同空间；也就是两个女人芬和怡所不断迷失和逃往的目的地。作品依然充满着强烈的“逃离意识”。那么；究竟逃离什么呢？在《双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