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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第65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8）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
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是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土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曾国藩之敢言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命兼任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贞，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王朝的前途具
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亢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清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人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消磨怠尽，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
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了诚，足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理秘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果敢〃和〃犯颜〃，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敢出手时就出手，不失为谋取事业成功的一个原则！
在关键时刻敢于直言，敢于有一定分量的话，一时之间可能得罪自己的上司或同事，但一个真正品格高尚，富有远见和魄力的老板是不会因此而放弃一个人才的，相反，还会加以重用。有一家广告公司开会，一位部门经理因敢于陈言老板管理不善、工资制度不合理，而被提拔为副总。当然，公司老板也不失为一位智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正是他的勇敢，才笫一个品尝到了蟹肉的鲜味。作为当代青年我们更应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气势，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危急时不可仰仗他人
曾国藩语录：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
译文：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人不是由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第66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9）
1862年5月，曾国藩宰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
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人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
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人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巳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