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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有时候是往好处变，有时候是朝坏处变。”
而经他汉译后的美国唐斯博士的《改变历史的书》，由林海音女士主持
的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印行后，竟然在短短的5 年间，累计印次22 次，印数达
到 4。4 万册，成为台湾出版业界的奇迹之一。然而，包括唐斯博士在内的西
方学者们，往往在遴选此类书目时，持“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观点，对于东
方文化学术对世界文明所发挥的巨大而有益的影响，常常视而不见。
因此，自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有鉴于此，编选了《影响中国历史的
30 本书》（王余光主编）和《影响历史进程的100 本书》（苏浙生编著）等，
希图对此状况有所改变。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 120 万字本《塑造
中华文明的 200 本书》（王余光、宁浩主编），代表了这方面的最新成就。
《塑造中华文明的200 本书》系大32 开精装本。依次分为八篇：《文明
的初始与华夏文明的形成时期》、《华夏文明的变异与中部地域文明的成长
时期》、《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中华文明的变异与周边地域文明的成
长时期》、《中华文明的兴盛时期》、《中华文明的融会与大中华文明圈的
形成时期》、《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停滞时期》和《中华文明的再变异时期》。
时间下限迄于1949 年。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余光教授在书首的长篇引论《书与中华文明》，
是对中国典籍与中华文明之间互为影响的关系的全面论述。文中提出：
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和历史。影响一种
文明、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样复杂的，在这多样复杂的因素中，书，尤其是经
典性的书，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民族性格、
民族思想、民族特色的形成，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都与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完
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经典和近现代名著，既是民族心灵、思想与智慧的浓缩，也是民
族成长的精神力量和思想的源泉；既是中华文明特色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进程的生
动写照。正是这些不朽的典籍，塑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又正是这些伟大的书，影响着
我们民族的历史，并且还将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
《塑造中华文明的200 本书》（精装本），全书共1482 页，定价56 元。
（1997年12月 16日）
“学海拾贝”三题
学者书简，往往多有出版者，其中风流蕴藉，时为纸贵契机。近来，商
务印书馆出版有一种学者书简，题名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张元济（1867—1959）和傅增湘（1872—1949），前者努力于秘籍珍本
的寻访和出版事业，后者致力于藏书的校勘和版本目录之学，两人殊途同归，
在中国近代学坛上各有其千秋。他们订交于1911 年夏天，次年即通鱼雁，不
断讨论古籍的聚散、访求和版本问题，直到1948 年。其间的书札虽不无散失，
但大略俱在。在这次结集出版的过程中，上海图书馆顾起潜（廷龙）先生多
予其事，傅熹年先生也尽了很大的心力，共得622 通，约29。9 万字。在《出
版说明》中，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介绍道：“清末民初大户藏书流散，尺牍的
前五年对此有所记录。此后编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尺牍
以搜集、讨论版本为主。”大致说明了该书的史料价值所在，我们搞近代藏
书和出版史的同志当可向其取用。
西谛（1898—1958）写信与其为人一样，热情、单纯、了无矫饰，真所
谓“读其函犹可想见其人”。记得曾读得西谛致潘景郑先生札一通，其中述
及自己爱买书的原因云：“我颇有意搜罗各代诗文集，特别是总集，因为那
些书非放在手头查查不可，而图书馆里的书，用起来很不痛快，故总希望自
己能够多买些。”其时当在1955 或1956 年，道人所不敢道，真是西谛的话。
1984 年2 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铎书简》一册，书扉有插页（手
迹和书影），书末有附录（有关序跋和回忆录等），由叶圣陶先生题签。编
者说明道：“本书汇集了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史学家郑振铎先生，于1947
年2 月至1958 年5 月，致原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刘哲民的信共167 件。信件
内容广泛，涉及文化出版工作，对历代艺术品的研究以及思想修养等方面，
是很宝贵的资料。”
郑振铎先生修身养性，严于律己，即私人信函，亦皆是至真至性的话。
从他的身上，是不难看到中国学人的许多传统美德的。
湖南长沙的岳麓书社在1983 年3 月出版了一种古代学人论学书简，题名
为《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大32 开，平装一册，由湘潭大学羊春秋、何严
两位先生合编。
编者精选中国封建时代63 位学者、诗人、政治家治学论文的书简91 通，
且于各篇前后都作了作者简介、诠释疑难和提要内容的工作，甚便初涉学术
门径者阅读。
（1986 年，京西雁斋）
“逃难记”
“逃难”，在我们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词库中，并不是一个使用
频率不高的名词。假如以“逃难”为主题，是不难编选出反映着种种国破家
难的故事的厚厚一部文选来的。远的且不说，近些的呢，如梁实秋先生晚年
在《槐园梦忆》中所回忆的自己和他的家小在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先
后逃离北平到重庆团圆的数千文字，述其逃难途中的遭遇，就令人不可卒读。
至于同一题材而时间稍后的卢前的回忆录《炮火中流亡记》（独立出版社1938
年9 月出版），重点写其一家由南京而芜湖、而无为、而贵池、而南昌、而
武汉的逃难实录，读来就更有惊心动魄之致。以同一历史时空为题材的，还
有钱君匋的《战地行脚》、丰子恺的《避难五记》、蹇先艾的《离散集》、
赵景深的《在乡村里》、俞律的《避寇实录》等等，等等。
我在日前南京新辟不久的湖北路收藏品市场的一家旧货门市里淘得一册
《南京市立师范学校作文簿》。我被这位隶籍“特师科”、名唤施瑞衡的学
生的毛笔字所吸引，便从老板脚下一大堆断章烂编中挑选出来细看。这一看，
便看出了些此册的意思来。
作文本的主人大概是在抗战胜利后一年来到南京上学的。作文首篇为《自
传》，开篇文字便显不凡：“夫人之际遇，每随环境而变易。转瞬之间，已
为陈迹。能不使人感慨系之欤？盖世间事物本变化奠定，而人之生存于宇宙
间，如寄逆旅耳。是以志其所历，聊备考览焉。”自传凡500 余字，概述其
家世经历，可谓言简意赅。原来该生在上学前，已有过因贫辍学的经历，而
据作文内容推断其年龄，也无非是在20 出头。国难方靖，故其感慨正多，诚
非无病呻吟者可比。文章结末云：“。。此则吾求学与涉世之大概情形也。
然而回首前尘，不胜今昔之慨矣。”
作文次篇则更有意思。我不知道是否由国文课教师统一命题，但显然此
等题材之布置，很能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可反映出当时“痛定思痛”的
社会心理状态。这篇作文的题目是《八年之回忆》，所谓“八年”，即抗战
之八年矣。全文照录如下：
忆及抗战之初，正值霜降之后，秋风凛冽，砭人肌骨，战云弥漫，更觉萧条凄凉。
是时吾尚年幼，随父母买舟而往香山避难。香山去县城西南三十余里，舟楫之行，则需一
日方可到达。至乡，赁得破屋一间，以为栖息之所。初尚不适，久而安之。乡间无学，故
终日追逐田野之间，或偕村童数人，着草履，往山涧捕螃蟹为戏。立水中，污泥没胫，两
手左右探摸。获后辄喜，惟捕多而无盛具，因将草履相合，置于其中。至夕阳西斜，方赤
足归。
翌年，乡人自城归，来告吾父曰：“寇兵进城久矣，今已安谧，可无虞也。”于是
复买舟回家。离乡时，吾犹对之恋恋，然不得留也。船至离城数里之遥，即有寇兵驻此，
喝令船停靠岸，继而登舟搜索。吾弟见状，投母怀而大哭不已。既入城，居民尚稀少，荒
凉瓦砾，儡然尸骨，遍处可见。至家，区区所有，亦抢掠一空。暴寇之可恨，实使人咬牙
切齿。越一载，市容渐复，学校亦相继开课。于是吾再行就学。处暴寇铁蹄之下，人民生
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