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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也。
（1997 年10 月 11 日夜补叙）
《吴宓自编年谱》
《吴宓自编年谱》的时限，为1894 年到1925 年，系谱主生前自撰。虽
为自撰，但从《心香泪酒祭吴宓》的有关内容中，我们已经获悉，吴宓先生
当日为政治形势所迫，曾经亲自对此进行过删改。如今正式出版的这本年谱，
就是整理者根据现存的两份手稿作对照比较之后，选择较为完整系统的一
份，并补入他眼睛失明后的若干口述资料而成书的，计18 万余字。书首印有
谱主1923 年在南京的照片，以及年谱手迹两帧。
现在我们读到谱主女儿吴学昭女士在1993 年4 月所写的该书《后记》，
便可知道，吴宓先生对自编年谱一事是甚为看重的。他的追求是：“叙述自
己一生的经历并附感想，体例一取简括，内容但求真实，真实！”以致于当
他原写的一部手稿（后仅存133 页）被抄走审查以后，他痛心之余矢志重写，
到1972 年夏天，终于在四川梁平接受劳动改造的极其困苦的状态下，重写到
甲寅年（1914），此即72 页本《年谱》。但他回到北碚以后，因防止开始续
写的部分被再次抄没，便不再装订成册，而是写成后交由当年同他有来往的
学生和朋友代为保存。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分文稿至今仍散在诸
人之手。
这部《吴宓自编年谱》的意义，在于有助于人们解析吴宓早期所在的地
域环境和家庭成员对于他的性格形成之间的关系和影响，以及了解他童年从
师发蒙、少年求学留洋、青年成家立业等等生动情节，从而确知他在自己所
述的首轮生命周期（即“第一个28 年”）中的经历大略。
吴宓在50 年代曾经对他的弟子说过：“从性格上说，人又可分成阳刚的、
阴柔的。阳刚的奔放，阴柔的含蓄，后者他们不容易为社会所理解，造成寂
寞和孤立。”“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好就软弱，就不
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成为牺牲者，这尤其当逢到时代变迁、天灾人
祸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来。”（周锡光《追忆吴宓教授》，载《回忆吴宓
先生》一书）凡此，我们读罢这部《吴宓自编年谱》，便知其晚年之种种人
生感慨，以及生平所持之“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的处世为人原则，良非无
因。
读罢《心香泪酒祭吴宓》，再溯读《吴宓自编年谱》，令人万分感慨这
位“少壮峥嵘老倔强，辞章典雅语铿锵。中西博学真才子，今古娴通自大方”
（翁维谦《哭吴宓教授》）的学人命途之多舛。正如他当年在武汉大学执教
时的学生陈艾（1920—1989）在临终前一年怀师时所咏两绝：“寒山秋水雨
悠悠，自负才情耻末流。四十年来风浪急，程门谁与说红楼？”“别有诗心
听雨声，非真非幻总无凭。灵台梦去情难了，半是狂人半是僧。”
《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12 月版，大32 开平装，253
页，定价13。80 元）中，自1921 年9 月初至1924 年7 月下旬所记内容，可
作为“吴宓执教东南大学始末记”观。他亦自谓，此“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
期”。其中杏坛佳话、居家逸事、《学衡》秘辛、交游花絮乃至东南大学西
洋文学系分合风波，皆可圈可点。惟其记述较为详尽的南京客寓之处，原鼓
楼二条巷24 号小楼及保泰街10 号小楼久已不存。余生也晚，与友人踪迹访
觅其地多番，但见新式楼房林立，为之惆怅而返。
《回忆吴宓先生》
《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在书市上并没有见到过。我手头借阅的这一册，
原是吴宓先生当初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赵瑞蕻给程千帆先生的题赠本，现
存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资料室。原来赵瑞蕻教授在本书中撰有题为
《从一首怀念吴宓先生的小诗说起》的文章，所以他便就有了赠书的资格。
如果说溯读《吴宓自编年谱》，可以知道他首轮生命周期（即“第一个
28 年”）中的人生梗概，那么，通过《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则足以扫描他
在“第二个28 年”内的事迹大略了。
《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7 月版，大32 开平装，209
页，定价3。90 元）的编辑，源起于1988 年4 月在西安召开的陕西省比较文
学学会的首届年会。吴宓先生的早年弟子、时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的李赋
宁先生在会上所作的《怀念恩师吴宓先生》的报告，重申并弘扬了这位“开
我国比较文学先河”的“杰出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的生平事迹，不仅给
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同时激发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姜民生先生的
组稿设想，会后便也有了编辑出版吴宓先生研究丛书，并先行组稿印行一本
回忆录的计划。这就是《回忆吴宓先生》编印的背景。
收入《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的40 余篇诗文，从多个侧面“反照出雨僧
先生整个的性格和人格”，证明了他所受到的“爱戴和怀念”（季羡林《序》），
而且正是在尚无一部完整的吴宓传记结撰的情形下，该书弥补了有关他在“第
二个28 年”内的事迹空白，并可藉以印证《心香泪酒祭吴宓》中所描写的他
在“第三个28 年”里的遭遇大略。我们足以通过本书有关作者的视角，来观
照张紫葛先生与吴宓亲自相处时的见闻的背景，有的更可以弥补两人之间交
往记录上客观存在的空白。
关于《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以后的岁月，缪钺、周珏良、杨
周翰、刘泽秀、李鲸石、赵世开等先生，都先后在文章中回忆了他们自1927
年至1946 年期间或以后，或在清华、或在联大、或在武大等地，本人与吴宓
之间订交、师从、问学的情况。而刘炳善的《忆吴宓先生》、江家骏的《怀
念恩师吴宓（雨僧）先生》和《先师吴宓传略》，以及周锡光的《追记吴宓
教授》，从其所亲历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笔下描写的内容来看，既可作为《心
香泪酒祭吴宓》的引子来看，也可以作为其书的补篇来读。
而由于写作角度的限制，为《心香泪酒祭吴宓》作者所未详的内容，如
1966 年夏，吴宓等作为牛鬼蛇神之首的“牛”再次被“专政”，打入“牛棚”
以后，他的“棚友”邯郸学（谭优学）所写的《记棚友吴宓先生二三十事》，
就有许多为其书所未及的材料；再如1976 年冬，吴宓被其胞妹吴须曼一家接
回陕西泾阳的过程及其细节，本书中即有现为西安碑林区政协委员的吴须曼
所写的《回忆先兄吴宓先生》一文来述其端末，虽然所述未必尽为“信史”。
至于概而论之，足以启人追思的文章也所在多有。如其同乡挚友姚文青
所写的《挚友吴宓先生轶事》，旨在通过交游中若干真实细事来探讨其“思
想个性”，就有不少未揭之秘；而当日曾师事吴宓先生、今为厦门大学教授
的郑朝宗所写的《忆吴宓先生》，则介由解析其性格中“最突出的矛盾”两
端，也有若干大胆的笔墨；南荪所写的《追怀先师吴宓教授》中所揭出的吴
宓在清华留美学校中“负友悔过”的一段经历，更是破解了他何以独厚同窗
诗友吴芳吉的心秘。。
总之，收入《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的文章（以及本书所附收的早年学
人写吴氏的文章和诗词赠答），较全面地反映了吴宓先生“多方面的性格特
点及其留给他人的丰富多彩的印象”（黄世坦《编后记》），但给笔者留下
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吴宓先生曾经对他的学生表示过自己的理想：“我认为
从事政治起伏变化大、风险太多；搞教育和文化工作，则崇高而平安。”
可是观照吴氏一生，他的教育和文化生涯，却不时地受到政治风浪的冲
击，甚而至于在“史无前例”的岁月，被政治彻底剥夺了从事教育和文化的
最基本的权利，欲求“崇高平安”而无处可得。据他的家乡人说，当他在1978
年1 月17 日弥留之际，尚在病榻上振声疾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马富明《历史不会忘记他——
记吴宓教授最后的日子》）
而我们记忆犹新的则是，距此30 年前，时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
任的他，为了对付法国驻汉领事馆洋奴的骚扰，就曾庄严地喊出：“我是吴
宓教授！”这六个掷地有声的字，让色厉内荏的洋奴落荒而逃。因此，南荪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