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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举另一个人的例子，希望他不在场。一个叫Clogson的家伙。我遇到他的时候正值我和他一起在John Pierce（贝尔实验室研究总监，在通信理论、电子光学和行波管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译者注。）小组一起攻克一个难题，我那时可没觉得他有肚里没有什么料（I didn’t think he had much）。我问那些和他一同上过学的同事们：“他在学校里就这德性吗？”“是的”，他们回答。那好，我还是把他辞退了吧。但是John Pierce明智地把他保了下来。Clogston最终做成了Clogston Cable （想想吧，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东西的人是什么牛吧。译者注）。他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次成功给他带来了自信和勇气。
成功科学家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勇气。一旦你鼓起了自己的勇气并相信自己能解决重要的问题，那么你就行。如果你觉得你不行，几乎肯定你不会去做。勇气就是香农（Shannon）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想一想他的主要定理。他想建立一种编码方法，但是他并不清楚如何做，所以他搞了一个随机码（a random code）。然后他又卡了壳。然后他问了一个“不可能”的问题：“一个平均随机码（the average random code）会怎样？” 他于是去证明了平均码（average code）是arbitrarily good（随意性良好？），并且因而一定存在至少一个好的编码。除了一个拥有无限勇气的人，还有谁胆敢有如此勇气想此所想！ 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的品质——他们有勇气。他们不管周围境况，勇往直前；他们思考、思考、再思考。
年龄是另外一个自然科学家们（physicists）担心的因素。他们总是说你要做就得趁年轻，否则就别做。爱因斯坦做事就早，所有的量子理论的同仁们做他们的“事”的时候都早得吓人（disgustingly young）。 大多数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以及天体物理学家都在他们的早年作出了我们公认的他们最好的成就。这并不是说他们岁数大了以后就不能做有益的工作，只是我们认为他们最有价值的事是他们年青的时候所为。在另一方面，在音乐、政治和文学方面，通常的情况是，那些我们仰慕的大作品往往出炉较晚。我不知道你的情况适合以上的哪种情况，但年龄总是有影响。
就让我说说为什么年龄产生那些影响。首先，如果你要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你必须要找到你全心身投入的状态，全力投入以至于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了。你也许发现你就和我见到获诺贝尔奖时的布拉顿（Brattain； 美国物理学家； 曾获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差不多。颁奖的那天我们全都聚集Arnold大厅（Arnold Auditorium），三个获奖者都上台发表了演讲。第三个是布拉顿，他差不多噙着泪水说：“我知道这个诺贝尔奖的影响，但我不会让它影响我。我会继续保持做个好的老瓦尔特。布拉顿。” 我于是对自己说：“真带劲！”。 但是仅仅几周的功夫我就看见（诺贝尔奖）对他产生影响。现在他只能对付那些“伟大的”的问题了。（译者注：既然如此的大牛科学家都为身外之物所累，我们又怎可幸免？所以，你没有做好“出名”的准备之前，不可妄自出名。名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的。）
当你成名后再做一些“小”事就难了，香农（Shannon）也难逃此运。有了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你还能有什么“花招”呢？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也经常犯这样的“晕”。他们未能继续燃烧心中本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They fail to continue to plant the little acorns from which the mighty oak trees grow）。他们把“大”的事情给打发掉了。这并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所以，这解释了为什么你明白一旦成名太早你就往往“废”了（sterilize you）。实际上我要给你我多年的最爱的例子：普林斯顿高级研修学院，比起其他的学院，在我看来，已经毁了无数好的科学家，你只要比比那些科学家去“普高”之前和之后的成就就可以分辨这点。他们进去之前可谓超级牛（superb），出来之后就变得一般牛了（only good）。
从这又引出工作条件的话题，也许有点次序颠倒。多数人想的是最好的工作条件。非常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人们常常在条件不好的时候富有成果。剑桥物理实验室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恰逢是他们实际上最简陋的时期——他们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物理。
我给你一个我个人生活的故事。早些时候，对我来讲似乎表明贝尔实验室不像是常说的搞二进制的计算机程序的人聚集的地方。的确不是。但是每个人的确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贝尔实验室自1925年成立至今，科学家们共获31000多项专利，他们中的11人获诺贝尔奖，他们中的其他人选择获得别的奖或其他的东西。译者注。）我本可以去西海岸找个什么飞机公司的差事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贝尔实验室的人是些让人兴奋的人，而那些飞机公司的同仁不是。我想了好长一阵子，我去还是不去？我一直在想两全其美的是。最后我对自己说：“Hamming， 你一直想计算机能做任何事，为什么你不能让他们写程序？” 首先跳进我脑海的是“毛病”，并促使我非常糟的进入自动程序系统。所以，那些看起来像缺陷的东西，通过换位思考，常常变成你可能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但你似 乎不太可能头一次看到它时就说：“哇塞，我不可能召集足够的程序员，那么我怎能搞成任何大事呢？”
这类的故事多的是。Grace Hopper （Grace Murray Hopper 是共享代码库、编译器验证软件以及编译器标准的使用的早期倡导者。促进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促成了COBOL的产生。译者注） 也有一个。我想只要你用点心你就能明白，伟大的科学家常常通过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能把瑕疵变成财富。例如，许多科学家每当不能解决一个难题时，他们终究转而去研究为什么“不能”的问题。他们然后反过来看问题：“本来嘛，这才是问题所在。” 于是，就有了一个重要的结果。所以，理想的工作条件非常奇特——你想要的往往不是对你来说最好的。
现在来谈谈驱动力的问题。你观察到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都有惊人的动力。我和John Tukey （1973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在数学和统计学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为统计学在物理学、社会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译者注） 一起工作了10年，他一直动力十足。大约我加入三、四年后的一天，我突然发现John Tukey比我还稍年轻一些。John是个天才，我显然不是。我于是冲进Bode的办公室，对他说：“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如何能和John Tukey了解得一样多？” 他向后靠在椅子上，把手放到脑后，咧嘴笑道：“如果你知道这些年像他一样努力的话你就能了解多少，你会大吃一惊的。”我无地自容般地（simply）逃出了他的办公室。
Bode实际上是这意思：知识和创造的成果就像利滚利（pound interest）。假设两个人拥有几乎一样的能力，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干十分之一的活，她将多产两倍。你知道得越多，就学得越多；你学得越多，就做得越多；你做得越多， 机会就越多。这特别像“复利”。我不会给你一个“利率”，但是那是非常高的利率。假设两个人的能力一模一样，其中一个人设法日复一日每天都思考一个小时，那么他的一生的“产能”将是大大的提高。我把Bode的话记在心里。这些年我花了相当的功夫试着再努力一些，结果我发现，实际上我能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