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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的商业世界逼入绝望的深渊（库特·考伯恩库特·考伯恩（KurtCobain）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摇滚巨星，也是涅槃乐队（Nirvana）的主唱兼吉他手，于1994年4月自杀身亡。——译者注）。这种创意与商业的对立混淆和迷惑了我们对媒介和大众文化的理解。在日常对话中人们往往依据符号创作者是否为了商业目的的假设来评价文本、文类、演出者和作家等，认为只有那些最彻底地拒绝商业规则的作品才是最好的。
但是，这只是对创作与商业之间关系的一种过于极端的看法。所有的创作者都需要寻找受众，在现代社会，没有技术中介的帮助和大组织的支持，任何人都难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否定创意经理（如前所言，他们是介于文化公司与符号创作者双方利益之间的专业人士）对于文本成果的贡献。
例如，创意经理推动符号创作者走向类型化创作，从而有利于针对特定受众的营销与宣传。这不一定就是坏事。类型化是一种生产性约束，它使得创作与想象在特定的范围内进行，并且增强了受众和生产者之间的理解。创作和商业之间充满了妥协、冲突，甚至斗争。但是，一旦找到报酬较好的工作，即使这些利润的积累是紧迫的、压抑的、无情的，但几72乎所有的创作者也都或多或少愿意体验强加给他们的约束，许多符号创作者被迫从事那些他们根本未曾经历创作的“创造性”工作。下面是两个例子。
山姆（Sam）是一个成功但穷困潦倒的儿童作家，他希望能够写一些成人严肃小说。终于，他的一个手稿被改编成一个大型电视剧。该剧由一家跨媒体传媒集团资助。山姆得到一大笔钱，但是剧组要求他对手稿进行改编，于是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制片人的“建议”下修改手稿。他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并发誓以后再不涉足电视。这项合作给山姆的最大压力是，他们竟然胡乱地修改他的作品。山姆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是因为自己太幼稚，他没有注意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影响力。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山姆要承受合作者带给他的痛苦而压抑的体验呢？
塔妮卡（Tanika）为一部英国电视肥皂剧写剧本。故事情节由执行委员会、创意经理和剧本作家共同决定。但是，塔妮卡感觉自己很难插上话。她认为这项工作除了能挣钱什么也不是，于是她想做一些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在剧院里，虽然观众很少，但是她与导演和制片人的关系非常和谐，大家很配合。这种配合是有可能的，因为这项工作能够逃避商业规则——虽然还是不得不寻找观众（确实如此）。山姆（Sam）和塔妮卡（Tanika）均为化名。这两个例子选自一个关于符号创作者的个案研究。这些故事反映出创作舞台中存在的冲突。
虽然符号创作者可能并未意识到，但是这种冲突和判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二者决定了文本的复制与营销。符号创作者作品的命运掌握在其他各类工作者的手中。当然，这种方式也可以发挥很好的功用，市场营销可以确保文本的广泛传播，从而让相关者都满意。如果二者不能兼顾，例如创意经理和营销人员优先考虑其他项目的话，文本便可能石沉大海、杳无踪迹。此处我们又遭遇了一个矛盾。无论关于创作不兼容于商业的极端观点可能会是如何的具有迷惑性和令人混淆，它毕竟还有一些正面影响。因为它使得那些想从事创意工作的人可以去争取比他们可能从商业雇主那里获得的更多的时间、空间和资源。
当然，这是否能够为创作者带来好工作，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73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可以自主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好事。这不是歌颂符号创作者或者把他们浪漫化，只不过是给予对他们应有的认同。因此，与文化工作者的环境和地位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20世纪最后20年，创作自主权在多大程度上被扩大或是缩小了？文化产业中的创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其作品被编辑、宣传和发行？
《文化产业》 第二部分 评估文化产业中的变化与延续（3）
国际不平等在前面对专业复合体时代的讨论中，我们认识到，20世纪最后20年，文化产业和文本的国际化进程加快。那么，这种国际化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趋势变得更加强烈时，激进的学者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并用它来指代那些被冠以“西方”名义的文化文本、形式和技术的到来对欠发达国家文化的影响。这一术语还被用于描述以美国为基础的文化产业的扩张对其他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
“文化帝国主义论点”坚称：在殖民强国对殖民地的直接政治经济统治走向终结的时代，一种新的、更为间接的国际统治形式应运而生。用赫伯特·席勒（Schiller；1976：9）的话说就是，在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采纳的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统治者的价值与结构”。正如安娜贝拉·希伯尼（AnnabelleSreberny）所言，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一种“唤起性隐喻”（evocativemetaphor），而非一个“精确的概念”。
但是，这一术语引发了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关注，如“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这一术语存在很大问题，我将在第六章具体讨论。从现在开始我将停止使用那些容易引起恐慌的引语。被迫接收“西方”文化产品，西方文化传到世界各地引起了潜在的同质化趋势，文化流动以及信仰体系由西方国家传入非西方国家，造成了对本土传统的破坏。正如我们将要在第六章看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失宠，因为全球化理论指出了该论题存在的重要矛盾和问题。
在第六章，我概括了文化帝国主义与全球化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我认为，即使文化帝国主义分析有时候过于简单化，但它还是关注到了与文化权力国际不平等相关的重要问题：大公司不断延伸的全球触角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将其他声音从文化市场中排除出去了？处于文化生产“核心”之外的文化生产者有74多大机会进入文化生产及消费的全球新网络？
《文化产业》 第二部分 评估文化产业中的变化与延续（4）
新技术、新途径、新参与形式我提出了五组与新技术影响文化生产有关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数字媒介新技术应运而生。在第七章，我对这些技术进行了总结。在这一章提到的问题之中，有一些涉及符号创作者的地位，尤其是那些与在线软件出版和新音乐技术有关的人员；其他一些问题则与文化产业的进入门槛、参与形式以及专业化有关，尤其是互联网和数字电视。在专业复合体时代，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参见库卓（Couldry；2000a）；他分析了“媒介人”（mediapeople）和“非媒介人”（nonmediapeople）之间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揭示媒介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启发。
我们所获得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从遥远的媒介资源库得来的，我们很难判断其真实性与客观性。但是，媒介对于我们理解创作却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的休闲娱乐生活中，媒介扮演着核心角色（尤其是电视），这意味着我们多半都是让他人为我们创作。不得不承认，我们自有的创作形态确实比不上“正牌”创作者，他们才是文化产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某些文化产业的产业环境，要比其他产业更难取得进入其核心部分的机会。
如果我们泛泛地比较一下电视和唱片产业，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制作一部电视节目耗资巨大。电视的专业领域很多，并且对于技术性“完美”非常看重。培训需要好多年的时间，经验的获得也非常难，甚至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频道激增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不论是想付钱出镜，还是表达一种观点，能在电视上露脸都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想不受电视严谨呈现规则的约束而仅靠个人条件上节目，那就更难了。唱片产业也大致如此。
如果想要制作一张畅销唱片，争取到必需的预算和资源也是难如登天。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在核心唱片产业“之外”，制作成本相对较低的唱片也是有可能的，75但是听众群相对较小。亚文化消费通过分众媒介（如杂志、广播电台和发展中的网站）得以维持，这意味着每天有大量不